■ 丁莉麗
在全國電視劇的創作版圖中，浙產劇一直是其中較為閃亮的部分，不但在產量上始終位于全國前列，而且出品了諸如《狂飆》《縣委大院》《我們這十年》《小巷人家》等多部現象級作品，已在行業內樹立了“熒屏好劇，浙江制造”的美譽度和品牌影響力。
2025年以來，“浙產好劇”更是持續發力，不但以豐盈的題材類型在央視平臺形成接力態勢，入圍視頻網站各類熱度榜單，同時多部作品被業界作為優秀案例研討，彰顯出“浙產好劇”在藝術創新和品質上的整體高度。
舉重若輕，巧妙觸碰社會議題
對于現實題材創作而言，如何在尋求劇情可看性和反映現實深廣度之間達成平衡，關鍵在于是否敢于直面并選擇合適的角度去觸碰當下社會議題。
《180天重啟計劃》《我的后半生》這兩部都市劇在選題上獨樹一幟，不但敏銳地關注到當下社會對于婚姻、生育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遷，同時大膽將代際沖突、老年困境、職場壓榨等略顯沉重的社會議題納入通俗劇的敘事框架，形成一種“舉重若輕”的美學實踐，在嬉笑間完成對社會病灶的精準解剖。在《180天重啟計劃》中，通過28歲失業女兒被迫成為48歲懷孕母親的“全職護工”這一“身份倒轉”，構建出反套路劇情，以“遙控器爭奪戰”“孕期飲食戰”等充滿喜感的生活化場景、毒舌女兒吐槽母親“老年叛逆”，母親則反擊女兒“躺平擺爛”等犀利臺詞，將Z世代的職場焦慮與中年女性價值探尋等議題轉化為密集笑點，同時也讓代際價值觀的碰撞得以顯影，重組家庭、婚育焦慮等社會癥結也在煙火蒸騰的生活氣息中浮出地表。
《我的后半生》以老年人的情感生活為切入點，以家庭輕喜劇的類型風格展現退休教授沈卓然的相親之旅。沈卓然經歷了與護士長的“房產博弈”、和女科學家的“精神之戀”、勞模呂原的“倒貼”、樂水珊的“百年合葬”權衡，這些情節宛若老年版的“愛情圖鑒”，映射出老年婚戀中的利益算計與情感孤獨。而女兒從阻撓父親再婚到理解其情感需求的過程，揭示出中國式養老的核心困境：代際沖突的核心本質往往是財產繼承焦慮與情感權利爭奪的糾纏。而菜市場相親角里南京方言的幽默交鋒、葬禮上親家母突然下跪等荒誕情節，柔化了老齡化議題之尖銳感，以及生死命題所蘊涵的悲情色彩。
歷史傳奇劇《長安的荔枝》從“一騎紅塵妃子笑”的唐詩典故中，演化出九品小吏李善德運送鮮荔枝到五千里外長安的故事，成為以古喻今的職場寓言。劇中“荔枝變質倒計時”的設定，暗合當代職場人的KPI焦慮；“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規矩”等扎心臺詞，切中當下觀眾對于權力腐敗問題的敏感和自嘲。
當然，劇集“舉重若輕”的美學實踐并非消解現實的沉重，而是借敘事智慧重構現實的棱鏡，引領觀眾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并在笑與淚的交織中抵達治愈的彼岸。
古今融合，在歷史畫布繪制現實精神圖譜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傳奇劇作為歷史劇的重要分支，融合古代元素與現代內涵，創造出別具一格的戲劇效果。
《藏海傳》與《長安的荔枝》這兩部劇集分別在明朝和唐朝的歷史畫布上繪制現實的精神圖譜，在歷史敘事的重構中完成對時代價值的呼應。《藏海傳》雖以“滅門慘案”為敘事原點，但并未沉溺于傳統復仇爽劇的快意恩仇，而是清晰地鋪展出主角藏海（稚奴）的成長弧光——歷經只為復仇做幕僚到入官場當好官的人生目標進階，最終抵達“為蒼生守和平”的生命境界。這種從個體私仇到家國情懷的升華，超越了傳統歷史劇往往將個體命運綁定于封建皇權的局限，展現出當代對個體價值與集體責任辯證統一的精神訴求。
《長安的荔枝》在唐代歷史風貌的營造中注入極富當下感的日常生活，如李善德只有130貫的積蓄卻買下300貫的房子，背負房貸壓力只為實現一家人有房的夢想；女兒作為李善德最大的牽掛，是他面對運送荔枝鮮到長安這一幾乎不可能完成任務的最大動力。這種日常生活感，即使在趙辛民這一反面人物身上也體現得極其生動。官場中的趙辛民油滑奸詐，但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間以言語相互溫暖，妻子突然有孕驚喜連連，這些富有生活感的細節不但讓人物塑造顯得鮮活，也帶給人莫名的感動。對于日常化生活的鋪陳，其實不是簡單的敘事選擇，而是現代歷史觀的視域使然。《長安的荔枝》延續了馬伯庸系列作品的特點，以歷史縫隙中的小人物為主角展開想象，在歷史的畫布上描繪錦繡的傳奇故事。這種以小人物為主體的歷史書寫，正是對“以人民為中心”“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等歷史觀的演繹。
正基于此，《藏海傳》《長安的荔枝》等歷史傳奇劇將傳奇錦繡的絲滑現實感和厚重的歷史感熔于一爐，與那些輕浮的“戲說歷史”劇劃清了界線，并有力拓展了當下歷史劇創作的敘事模式和表達空間。
反套路，為現實主義創作提供新范式
“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真正的敘事創新，從來不是用來炫技的形式實驗，而是拓展現實表現深度與銳度的必然追求。《180天重啟計劃》與《黃雀》，通過對雙時空敘事與多線交叉結構的創造性運用，拓展了類型劇的表達空間，更為現實主義創作提供了新范式。
《180天重啟計劃》除了鮮明的反套路劇情設定，對敘事手段的探索也極其用心。該劇以一本斑駁的相冊串聯起兩代女性的28歲困境，構建出一個跨時空的對話場域。母親吳儷梅在28歲時逃離窒息的婚姻，帶著女兒用煎蛋與舞廳的微光對抗生活的貧瘠；女兒顧云蘇則在同一年齡遭遇失業與情感背叛，被迫回到母親重組家庭的屋檐之下。兩代人的命運看似重復，卻在細節中呈現遞進式的覺醒：母親用“出走”撕開傳統母職的束縛，女兒則以“重啟”探索獨立邊界的重構。這種“母女互為鏡像”的設計，不僅豐富了敘事的空間和層次，更以情感互文揭示出代際困境的延續性與差異性。吳儷梅的“黃金時代”宣言與顧云蘇的職場挫敗形成鏡像，既揭示了社會在女性價值評判標準上的冥頑不化，也展現了代際之間女性從被動反抗到主動掌控的進步色彩。《180天重啟計劃》用180天的故事詮釋這場關于女性主體性的社會實驗，雖然吳儷梅的高齡產子、顧云蘇的職場反抗等情節帶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正是這種設定，讓劇作與現實性別議題達成共振之余，為當下女性大膽打破規訓與枷鎖、探索自我的未來注入了更多的力量和勇氣。
刑偵類型劇《黃雀》突破線性敘事枷鎖，構建多線索、多時空交叉結構，將反扒警察郭鵬飛、紅姐、李紅旗的疲憊現實與盜竊團伙的人性掙扎并置，拓展了反扒敘事的縱深感。在此基礎上，《黃雀》將鏡頭投向時代的暗影與人性的灰度，既關注盜竊江湖“盜亦有道”的黑幫傳承如何在這個劇烈變動的時代遭遇解體，南下淘金群體如何經歷底層互噬，也展現郭鵬飛、紅姐、李紅旗等警察所面對的真實生活困境：未婚妻的失蹤、青春期女孩的叛逆、家屬生意失敗后的失聯。日常生活流的注入，使得劇作解構了一般刑偵劇中常見的英雄敘事，并將一出懸疑故事，推向了更為縱深的人性寓言和時代篇章。在視聽呈現風格上，劇集消除了常見的美顏濾鏡，采用手持鏡頭與長焦特寫交替使用，以靠近、更靠近一些的方式，讓觀眾看到角色臉上粗糙的毛孔、蠟黃的皮膚，并通過面部肌肉的震顫與眼神的猶疑，精準地捕捉到人物在逼仄空間中倉惶不安的神色。這種深入肌理的面部表情呈現，不但以真實的影像質感消解了題材慣性帶來的審美疲勞，同時也以對警察為代表的英雄人物的“去魅”中彰顯出濃厚的人文關懷。
《180天重啟計劃》《黃雀》等劇以獨特的敘事策略證明，創新是內容與形式的雙向奔赴，是藝術對生活真相的無限迫近，所有的探索都是為了給那些被遮蔽的生命尋找一個照亮他們的故事容器。
浙江正深化新時代文藝精品攀峰行動，不斷擦亮“浙產好劇”文化品牌。以豐盈類型立于電視劇市場，是“浙產好劇”頻出的產業根基所在；堅守“記錄時代肌理、觀照個體命運”的初心，奉獻“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精品力作，則是“浙產好劇”品牌美譽度不斷上升的創作密碼。不久之前登上央視一套黃金檔的《淬火年代》，延續《大江大河》系列劇的主題表達和藝術風格，講述以柳鈞為代表的年輕人深耕機械制造行業，為推進中國制造業的自主創新之路破釜沉舟，努力前行的故事。該劇回顧國家經濟快速騰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的歷史進程，但同時也直面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邊緣化、民營企業發展受困等現實痛點，啟迪現實，立意高遠，正在掀起新一輪觀劇熱潮。
入選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25“大劇看總臺”電視劇片單的《太平年》《逍遙》《雨霖鈴》等劇也將漸次綻放，為“浙產好劇”再添光彩。
（作者系浙江傳媒學院浙江省影視與戲劇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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