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文學大師科爾姆·托賓近日開展了中國之行，先后走進上海、南京、廣州、成都、北京五座城市，與中國的作家、學者及讀者面對面交流。9月21日晚，記者在南京世界文學客廳對他進行了專訪。

托賓是當代英語文學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自1990年發表首部長篇小說《南方》以來，他已出版十一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一部詩集，并創作了大量戲劇、散文與游記。他的代表作《布魯克林》被改編為同名電影，以細膩的情感和克制的筆觸打動全球觀眾。2011年，他被英國《觀察家報》評為“英國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識分子”之一。當晚，托賓以《大師背后的秘密：我如何書寫托馬斯·曼》為題，在南京開啟了一場沉靜而深邃的文學講座。

愛爾蘭人天生喜歡講故事

記者：今年是德國文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誕辰150周年，您的《魔術師》正是以他和家人的人生為藍本創作的傳記小說；此前您也為三度獲諾獎提名的亨利·詹姆斯寫過傳記。想請教您，當一位知名作家為另一位作家立傳時，讀者能否通過這一本書，同時體驗到兩位作者的生命經驗和不同的寫作風格？

科爾姆·托賓：是的，比如我寫亨利·詹姆斯的傳記《大師》。我的目標是進入他的意識，讓讀者仿佛活在他的生命里，體驗他那種極其敏感、近乎潛意識的狀態。這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詹姆斯這個人——他不是士兵，沒上過戰場；不是政要，沒參與國家大事；也沒有遭遇車禍或重大變故。他的生活看似“什么都沒發生”。所以關鍵在于，如何讓讀者感受到：“我正透過他的眼睛在看世界，我正活在他的頭腦中。”我不是在寫一部傳統意義上的傳記，也不是在分析他。我是用小說的方式，去“想象”他，而不是描述或解剖他。最終，我希望讀者能從他的視角去感知、記憶和注意這個世界——這是一種“意識機器”，一種文學的幻覺：你仿佛就坐在他房間的對面。

詹姆斯1916年去世，但關于他的大量資料，包括私人信件，是在他去世八年后才公開的。我花了大約三十年時間研究這些材料。但寫作時，你不能一直想著理論。你想得太多，就會失去那種直覺。我每天堅持寫作，看能走多遠。就是這么一點一點地，把那個“他”寫出來。

記者：愛爾蘭人口僅約五百萬人，為何卻能孕育出強大的文學傳統？

科爾姆·托賓：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首先，愛爾蘭歷史上沒有產生偉大的交響樂或繪畫藝術，比如沒有倫勃朗或米開朗基羅。原因很簡單：貧窮。人們買不起大型管弦樂隊的樂器，買不起繪畫材料，也沒有市場支撐藝術創作。但寫作不同——你只需要紙和筆。其次，愛爾蘭離倫敦很近，而倫敦是出版中心。從19世紀起，愛爾蘭作家就開始前往倫敦，他們的作品在那里被出版、被閱讀。英格蘭南部的富裕階層長期以來對愛爾蘭文學懷有濃厚興趣。這種讀者傳統已延續了兩個多世紀——他們家中藏書豐富，閱讀已成為生活方式。但更深層的原因，或許是愛爾蘭人天生喜歡“講故事”。我們生活在一個長期“沉默”的社會中——許多事情不能說，社區、家庭中都有“不可言說”的禁忌。而寫作，就是打破這些沉默的方式。

中國小說有種獨特的喜劇語調

記者：這是您第五次來中國了，中國有哪些作家或作品讓您印象深刻？您是否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到與愛爾蘭文學或您自身寫作的共鳴？

科爾姆·托賓：多年來，我認識了不少中國作家，包括北島、蘇童，還有一些香港地區的作家。我發現中國小說中有一種非常出色的幽默感，一種獨特的喜劇語調，非常精彩——這在愛爾蘭文學中也能找到。比如蘇童的《妻妾成群》，就讓我印象深刻。此外，像余華這樣的作家，他們作品中對傳說、民間故事的運用，也讓我感到親切。在愛爾蘭文學中，民間故事與現代小說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中也殘留著這種傳統。所以，盡管文化不同，但在文學表達的某些層面，我們是相通的。

記者：在全球化時代，各國文學界應如何加強對話，共同守護人類的精神家園？

科爾姆·托賓：有趣的是，當你越談論“全球化”，就越發現地方性的重要性。你在冰島，那就是冰島；你在中國，那就是中國；在愛爾蘭，那就是愛爾蘭。小說的職責不是假裝你的故事是“普遍”的。相反，你要深入某個具體的地方、某個小村莊、某個細節——正是在這種“特殊性”中，作品才可能獲得普遍意義。但這不是靠抹平文化、社會、地理或地質的差異來實現的，更不是靠政治化的口號。真正的普遍性，來自對“具體”的深刻挖掘。

AI文字有一種奇怪的“死寂感”

記者：近年來，人工智能寫作技術迅速發展，生成內容的能力日益強大，在新聞、教育甚至文學創作領域都引發了廣泛關注。從您的個人經驗和作家視角出發，AI寫作會對作家、閱讀和寫作產生什么影響？

科爾姆·托賓：AI在很多方面都很棒，比如寫報告、處理語言任務，對學生來說尤其方便。但它寫小說，我認為不行。AI寫出來的東西缺少一種“感官性”——那種作家投入其中的奇異情感，以及讀者能感受到的共鳴。AI的文字有一種奇怪的“死寂感”。它看起來語法正確、結構完整，就像一個偉大的歌手，有人模仿她的聲音，卻完全失去了情感、純粹的意圖和音色的純凈。小說需要的是這種深層的情感，而情感很難被“制造”出來。此外，AI還會讓你停止思考——而寫作的本質，恰恰是思考的過程。

記者：在當今快節奏、高度信息化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常常面臨內心的焦慮與身份的迷失。您認為文學能否為個體提供一種精神的錨點？

科爾姆·托賓：我認為小說的使命不是“教導”人。你讀小說，不是為了上課。但如果你讀簡·奧斯汀的小說，比如《傲慢與偏見》或《勸導》，你會感受到一種“內在生活”的深度。我們現在的文化充滿了冒險、追逐、槍戰的影像，而小說提供的是“靜止”——是關于良知、關于內心嚴肅戲劇的探索。這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記者：隨著社交媒體和數字平臺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開始嘗試寫作。您對這些非職業的寫作者有什么建議？

科爾姆·托賓：完成它。無論你寫什么，開始之后，一定要完成。這是最重要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