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民：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仍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不能因為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就放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動搖，堅持用改革的辦法矯正要素配置扭曲。

　　王一鳴：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打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升級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核心內容是“三去一降一補”。

　　近日，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與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聯合舉辦的“2018-2019中國經濟年會”在京舉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等著名專家在論壇上表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不能因為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就放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動搖，深入推進改革，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問題。

　　楊偉民：

　　全面深化改革矯正要素配置扭曲

　　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衡，穩中有變、變中有憂。這里有短期因素影響，也是長期結構性失衡的短期反映。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仍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不能因為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就放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動搖，堅持用改革的辦法矯正要素配置扭曲，增強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增強經濟發展韌性，保持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2015年，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明確“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要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長期因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

　　短期因素首先是貿易摩擦。雖然貿易摩擦對經濟的影響還沒有顯現，但是今后會逐漸顯現；其次是嚴監管的金融政策。“去杠桿”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在體制改革還沒完全到位的情況下，嚴監管的某些政策會對民營企業帶來一些傷害；所謂的“民營經濟離場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影響了民營企業和國際市場的信心；此外，若干收縮性政策疊加，地方執行層層加碼也帶來一系列問題。

　　楊偉民認為，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還與消費和基建投資下滑等長期因素有關。造成消費下滑的主要因素是高房價和房貸壓力。基建投資下滑則與地方隱性債務風險有關，基建投資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借債和土地出讓收入。此外，企業盈利能力下降。雖然現在看起來企業利潤增長速度很快，但是企業盈利能力在下降。一些政策在執行過程當中還存在著大量所有制歧視導致民營企業信心不足。

　　在楊偉民看來，上述問題背后的關鍵因素是三大結構性失衡。

　　一是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一方面產能過剩，另一方面供給難以滿足需求，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力持續減弱。我國在人均GDP只有八千多美元的時候就進入到制造業快速下降期。雖然制造業下降是必然趨勢，但是中國制造業下降的時間過早、下跌的速度過快。一方面是產能嚴重過剩，另一方面是很多消費品難以滿足需求，一些中高端產品自己生產不出來，根源在于創新能力不足。此外，由于資源環境和人工成本上漲、融資難融資貴、盈利能力下降等因素，越來越多的企業不愿意繼續從事制造業，脫實向虛。

　　二是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失衡。近年來，服務業越來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服務業占比提高是一個好現象，而在服務業比重提高當中，金融和房地產分別貢獻了4.4和2個百分點，金融業的增加值僅次于制造業、農業、商業。金融業增加值主要來自利息收入，所以金融業規模擴張速度過快并不一定是好事。

　　三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前些年，房地產投資和消費成為拉動經濟的主要力量，但是也帶來了嚴重的泡沫化問題。2017年開始，中央采取房地產調控政策之后，這種局面才最終止步。經濟增長為什么主要依賴房地產？主要是因為在流動性過剩和制造業盈利能力減弱的情況下，房地產成為居民保值增值的優質資產，金融機構利潤的主要來源。金融機構不愿再貸款給制造業企業，而更愿意貸款給購房者。這一方面造成資金進一步脫實向虛，大量資金進入到房地產及相關領域，形成了擠出效應。另一方面，直接抬高了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

　　楊偉民認為，造成三大結構性失衡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從資金配置來看，近五年制造業貸款比重持續下降，房地產相關行業和金融業的貸款比重提高了十幾個百分點；國有企業貸款比重大幅提高，2017年國有控股企業新增貸款占全部企業貸款的80%，民營企業貸款比重大幅下降；個人住房貸款比重大幅提高，居民新增按揭貸款比重占新增貸款的50%。很多上市公司用募集的資金購買理財產品和投資房地產。

　　從土地配置來看，中國城市用于居住的用地過少，用于工作的用地多，工業用地與居住用地比不合理。供地增長與人口流動反向配置——一線城市住宅用地增速最低，其次是二線城市，三線城市住宅用地增速最高。居住用地不足，導致高地價并帶來高房價。新產業、新業態、新技術面臨高地價、高房租的壓力。

　　從勞動力配置來看，農民工進城就業但解決不了落戶的問題，縮短了人口紅利期。僵尸企業的員工無法轉移再就業，同時很多新興產業和制造業的勞動力供不應求。此外，還存在退休制度不適應老齡化時代的問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專門強調，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動搖，是因為主要矛盾還在于供給側結構性矛盾。要解決上述三大結構性失衡，更多地要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地運用市場化、法治化的手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就是要矯正要素配置扭曲，辦法是全面深化改革。

　　王一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改革

　　王一鳴表示，我國的市場化改革已經進行了大半，商品和服務已經基本實現市場化，但是生產要素還沒有完全市場化，這也是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根本原因。解決這些問題，根本上還是要深化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出發點是改革，落腳點也是改革，根本出路是深度推進市場化改革，讓市場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發揮作用。

　　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打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升級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核心內容是“三去一降一補”。

　　從實施效果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明顯進展。伴隨外部環境的變化，加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身發展的不平衡，一些新矛盾和新問題也逐漸出現。

　　第一，在去產能方面，雖然煤炭、鋼鐵行業淘汰了一大批落后產能，但并沒有完全除去，特別是國有僵尸企業仍面臨債務處置問題，債務處理機制尚未有效建立。隨著上游煤炭價格回升，下游產業的原料成本開始上升，而產業下游大部分企業是中小民營企業，加之市場需求的變化，廣大民營企業生產經營困難。

　　第二，在去庫存方面，此前為了去庫存降低了按揭貸款條件，推進棚改貨幣化安置，無形中推動了新一輪房價上漲，尤其是三四線城市房價的上漲。三四線城市的購房者中有相當多的中低收入群體，居民杠桿率迅速上升，這對消費產生了明顯的擠壓效應。現在消費回落與居民杠桿率上升，即居民部門的負債有很大關系。

　　第三，在去杠桿方面，由于采取的政策力度比較大，短期形成了政策的疊加效應，對金融市場形成了一定沖擊，特別是規范表外業務和非標產品，造成民企短期融資難。

　　第四，在降成本方面，雖然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減稅降費的措施，但是企業感覺并不明顯，亟待找到其中的癥結。

　　第五，在補短板方面，政府繼續加大在農業、基礎設施、環保等領域的投入，投資比重和投資增長率不斷提高。現在最大的短板是科技領域的“卡脖子”問題，許多核心技術掌握在他人手里。

　　王一鳴認為，這些結構性問題根本上是體制性問題，背后主要是生產要素的市場化問題。國有企業中的僵尸企業遲遲無法退出是因為市場化創新機制仍不健全，杠桿率快速攀升是因為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商業銀行為了追求更高收益大力發展表外業務，這個問題不解決，杠桿率就很難穩定下來。至于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則與市場化激勵機制不健全有著緊密聯系。

　　王一鳴稱，過去幾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上是在總需求相對平穩的背景下推進的，而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都將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重點要根據內外形勢的變化進行調整。這種調整面臨兩個問題，一是當前國內外環境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是從需求上發力，還是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是，如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這兩個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就是“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對于如何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議明確提出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

　　首先要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推動更多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重點強調加快處置“僵尸企業”，制定退出實施辦法。

　　其次要增強微觀主體活力。再好的政策如果不能傳遞給企業和企業家等市場主體也無法發揮作用。所以，怎樣讓市場主體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作用，根據市場價格信號自主決策資源配置至關重要。

　　三是要提升產業鏈水平，通過市場競爭，外部倒逼和市場化激勵等措施盡快攻克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不斷提升我國在全球競爭格局中對價值鏈和產業鏈的認識。

　　四是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實現生產要素市場化，自由流動，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打通供給與需求、金融和實體，形成最大的聯動效應。

　　王一鳴指出，這八個字，強調的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強調的是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強調的是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強調的是公平競爭的環境。從根本上說，強調的是要深度推進市場化，讓市場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發揮作用，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都要交給市場，凡是企業能干的就讓企業去干。

　　對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有關國有企業、財政、稅收、民營經濟等一系列改革舉措:

　　一是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市場經濟需要靠競爭來優化配置。當前迫切需要建立公平競爭的制度，加強對新制定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公平競爭的審查。通過立法明確競爭政策在政策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

　　二是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清晰界定各類產權，健全以公平為核心的產權保護制度，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受到法律保護的良好基礎環境。在競爭環境上為非公經濟降低門檻，在法律上保護民營企業財產權，增強他們的安全感。

　　三是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特別是土地制度。現在宅基地的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的三權分置改革正在一些地區試點，可以在試點的基礎上再深化推進，適度放活宅基地農民的使用權、交易權，通過要素流動帶動鄉村振興。

　　四是繼續推進賦予科技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的改革。近年來，我國科技創新取得很大進展，已經成為科技大國，但是一些核心技術仍然受制于人。核心是科技人員的激勵機制還不健全，特別是產權治理體制不完善。只有激發科技人員投入科技創新的積極性，才能進一步解放科技生產力，為建設經濟強國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