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李佐軍，湖南安化人，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5年發展中國十大年度人物。碩士博士先后師從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和吳敬璉。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李佐軍先后在高校、社科院、企業、銀行、政府等不同性質的單位工作過，長期從事改革轉型、資源環境政策、宏觀經濟、三農問題、區域經濟、產業經濟等領域的研究，著有《人本發展理論》《供給側改革》等7部專著，先后在《經濟日報》等報刊上發表過600余篇文章。

　　細數當前奮戰在中國經濟研究一線的學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絕對是較為活躍且名氣較大的一位。

　　曾師從張培剛教授、吳敬璉研究員的李佐軍，近年來研究領域涉及宏觀經濟、經濟改革和轉型、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出版了多部專著，發表了數百篇文章，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高產學者。

　　這位出生于湘西農村的經濟學家，究竟如何與經濟學“結緣”？為何有幸一路拜得名師？成果豐碩的他，背后有哪些鮮為人知的付出與努力？近日，在他逼仄的辦公室里，李佐軍接受了《經濟日報》記者的采訪。

　　稀里糊涂進了經濟學圈

　　說起當年與經濟學“結緣”，李佐軍認為是“稀里糊涂”進了這個領域。

　　李佐軍出生于湖南省益陽市安化縣的一個小山村。在他出生的那個年代，中國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區尚處于欠發達狀態，靠近湘西的安化農村不少家庭仍要為溫飽而發愁。李佐軍的父母都是農民，靠做農活勉強維持全家生計,同時供養他們兄妹五人上學，明顯力不從心。由于李佐軍從小學習成績優秀，家里就把讀書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勤奮的李佐軍沒有讓家人失望，初中畢業后便以優異成績考上了縣里的重點高中——安化二中。

　　高中畢業后，李佐軍考上了中南地區名校——華中工學院（現改名為華中科技大學）。他說，之所以選報這所學校,與填報志愿時在學校宣傳欄上看到華中工學院的宣傳畫有關。

　　報考這所理工科為主的大學，文科出身的李佐軍能填報的專業只有兩個：一是新聞專業，二是技術經濟專業。“我不是能說會道的人，感覺自己不是學新聞的料”，李佐軍謙虛地說，盡管自己當時對經濟學專業基本毫無概念，但還是選擇了技術經濟專業。

　　年少的李佐軍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選擇將自己帶進了經濟學浩瀚的知識海洋，并與經濟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李佐軍回憶說，當時大學生很少，畢業時國家包分配，所以剛進校時自己認為已經進入“保險箱”，學習也就沒了高中時的激情和動力。

　　不過，經過將近一年的迷茫與彷徨，李佐軍意識到，家里送自己上大學很不容易，不能再渾渾噩噩地混日子了，必須拿出考大學時的勁頭,過好大學生活。于是，他開始給自己定目標、作計劃、抓落實。很快，他不僅學習成績迎頭趕上，還養成了做調查、寫文章、搞學術的習慣。每年寒暑假，他會撰寫假期調查日記，記錄自己對農村集貿市場、個體戶、農業生產、農村合作經濟、農村婚姻等方面的觀察與思考。

　　“現在回過頭看，當年那些調查日記寫得很稚嫩，有些結論也草率。不過，這種做調研、寫日記的過程，讓我養成了喜歡觀察、勤于思考的習慣，也為后來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李佐軍說。

　　深受張培剛教授感染

　　大學本科畢業后，李佐軍迎來了學術生涯的一次重要機遇。他本想報考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的碩士研究生。但因其本科四年各科平均成績超過90分，名列班上第一，被系里推薦免試攻讀國際著名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奠基人張培剛教授的研究生。

　　李佐軍說，張培剛教授是上個世紀40年代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在發展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等領域有著很深的造詣。成為張教授的學生，極大地激發了自己的學術追求。

　　他說，張培剛教授從多方面影響了自己的學術人生道路。首先，張教授學貫中西，理論功底深厚，跟著他學習，可以受到系統、扎實、前沿的經濟學理論訓練。其次，張教授的學術研究態度十分嚴謹，研究方法不斷創新，從他那里不僅可以受到學術態度的感染，而且可以學到理論、歷史、實證等多維研究方法。再次，張教授的家國情懷也影響著學生。張教授經常對學生們說，當年自己放棄國外的優厚待遇和條件回國，主要是想為祖國作出一番學術成就，為祖國在國際學術界爭得一席之地。

　　“無論是在學術追求上，還是在理想信念上，張培剛教授都給學生帶來受益終生的影響。”李佐軍說，張培剛教授在生活上也很樂觀豁達，其人格魅力給每個接觸過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要為農民說話

　　碩士畢業后，李佐軍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鄉鎮企業和農村工業化方面的研究。

　　“我上大學時就有個愿望，要為中國農民說話。”李佐軍說，正因為有這樣的理想，他長期對研究“三農”問題充滿興趣和熱情。在社科院作了一段時間研究后，李佐軍感到，研究“三農”問題必須扎根實踐、深入一線。于是，他下海到農口央企工作，后又因單位變故到中國建設銀行總行工作。

　　經過幾年的企業闖蕩后，李佐軍發現，自己還是對作學術研究情有獨鐘，于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又毅然決定重返校園，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作為張培剛教授的學生，我肯定不能抱著‘鍍金’或者‘混文憑’的心態去攻讀博士。”李佐軍說，經過幾番權衡，最終決定報考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的博士研究生。

　　考上吳老師的博士不易，要畢業就更難了。“吳老師的博士不好讀，不脫掉一兩層皮是很難畢業的。”李佐軍說，吳老師對博士生的學習抓得非常嚴，有時甚至到了苛求的程度。例如，如果學生用“按理說”“一般說來”等字眼，吳教授就會說：什么叫“一般說來”？是什么就是什么。吳敬璉老師帶的博士生中，能夠3年正常畢業的很少，大部分學生少則4年多則8年才能畢業。李佐軍回憶自己在讀博期間，光博士論文題目就先后換了三個，而且每次都是在論文成稿后換題目，吳老師看完后認為達不到要求就打回重來。

　　“如果加上幾次開題報告和各種資料準備，我撰寫博士論文的總文字量超過100萬字。”李佐軍說，在反復換題和修改的過程中，他看了很多書，查閱了許多文獻。事后看，這種經歷已成為其學術道路上的一筆寶貴財富。更重要的是，吳老師對學術研究的嚴苛要求，也持續影響著他后來的學術研究。

　　人生經歷讓我更接地氣

　　2001年底，李佐軍從國務院體改辦中國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調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工作，開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后，我總算安定下來。這里的研究氛圍很好，為我們這些喜歡思考點問題、作點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人提供了不錯的條件。”李佐軍說。

　　在李佐軍看來，盡管他從研究機構到實踐部門、再從實踐部門回到研究機構，兜了一大圈，看似走了一些彎路，但在不同單位工作的經歷，加上自己從農村到縣城，從縣城到武漢，從武漢到北京的閱歷，一方面大大拓寬了其研究視野，另一方面也使他能夠較好地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使研究更接地氣。

　　“我這些年來的研究領域能廣泛涉及‘三農’問題、金融問題、企業改革和企業戰略問題、城鎮化問題、產業經濟問題、區域發展問題、經濟改革和轉型問題、宏觀經濟問題、綠色發展問題等，與人生經歷比較豐富是分不開的。”李佐軍說。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這十幾年，是李佐軍在學術上的積累快速轉化為成果的“豐收時刻”。這期間，他撰寫和出版《人本發展理論——解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思路》《供給側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等6部專著；主編《中國新農村建設報告》藍皮書等12部著作；合著和參著了20多部著作；在報紙雜志上發表近600篇文章；呈遞給黨中央國務院領導90余篇調研報告。

　　記者提問倒逼我學習

　　隨著李佐軍的名氣和影響越來越大，他面對的是越來越多的會議和調研邀請，以及越來越多的媒體采訪要求。

　　有人經常問：哪有那么多時間寫作？接受媒體采訪是否會影響其專心做學問？“時間都是規劃出來的，是時時刻刻擠出來的。”李佐軍說。

　　記者在采訪中留意到，李佐軍隨身帶著一個筆記本，里面記錄著每天要做的事，而且標注著輕重緩急。正是因為有嚴謹的時間觀念，李佐軍每天都會擠出時間來思考問題。他甚至經常利用坐地鐵的時間寫微博，對自己的思考總結提煉，形成要點或提綱，為今后寫文章預先搭好框架。

　　李佐軍說，在接受媒體采訪方面自己也是有選擇的，接受采訪的話題必須與自己平時關注和思考的領域相關。而且，國研中心專家也有一個新的職責，就是做好中央政策的宣傳解讀，為公眾解疑釋惑。在李佐軍看來，“這既是工作職責所在，也是社會擔當的要求”。

　　“我更愿意把接受采訪看成是幫助自己發現問題和啟發思考的過程。”李佐軍說，媒體在解讀宏觀經濟政策、分析經濟現象時，經常會站在與學者不太一樣的角度，有時會捕捉到一些新鮮有價值的問題。例如10多年前，有位記者在采訪李佐軍時提到，重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最近明顯提高。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李佐軍意識到這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他開始對此從理論和歷史經驗等角度深入研究，并與其他共同學者提出“中國經濟進入重化工業階段”的判斷，引起較大反響。

　　“有時，記者的提問會倒逼我們去學習和思考。”李佐軍舉例說，中央和國家各部門每年都會出臺大量政策文件，自己不可能對每一份文件都及時深入學習。記者提問后，就會倒逼自己認真學習和思考，以較準確地解讀。（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林火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