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興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中國農業大學國家農業農村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參與起草了多個重要文件，在現代農業、鄉村治理、城鎮化、農民工、土地制度等方面有深入研究，為推動相關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

　　初涉扶貧露鋒芒

　　1980年，進入華中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本科；1984年，進入中國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攻讀研究生班。葉興慶在學生時代就與農業經濟結下了不解之緣。1986年6月份，即將研究生班畢業的葉興慶，原本有留校任教的機會，教學內容都定好了——政治經濟學。臨近畢業時，原農業部開了個座談會，邀請不同專業的近20名學生參加，了解大家對“三農”問題的看法。最終，葉興慶從20名學生中脫穎而出，成為學校當年唯一進入國務院扶貧辦工作的畢業生。

　　走出校園不久的葉興慶很快就進入了狀態。他參加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大課題“中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研究”，開始在多家專業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990年，30歲的葉興慶出版了第一本學術專著《中國邊緣地帶的經濟增長》，被列入《走出貧困的選擇》叢書之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創新地分析了迅速增長中的經濟體系邊緣地帶，同時對同一要素在不同部門間的配置、不同要素在同一部門內的配置作了詳細闡述，深得業內好評。

　　在國務院扶貧辦政策研究處工作的6年間，葉興慶致力于貧困地區發展研究。“當時的扶貧思路是開發式扶貧，突出造血機制，以轉移就業、勞務協作、扶貧龍頭企業等，通過經濟發展帶動貧困人口發展，讓發展紅利自發流向貧困地區。這是政府有意識扶貧的第一階段。但是也有精準性不足的問題，沒有真正建檔立卡、一戶戶地采取針對性措施。”葉興慶回憶說。

　　“要接地氣，不進村入戶，不了解農村的情況和農民的真實想法，就做不好農村問題研究。”按照這樣的想法，葉興慶在越來越多的貧困地區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葉興慶觀察到：貴州羅甸縣苗族寨子仍然處于刀耕火種狀態，村民們放火燒山種植幾年后移到他處，這是原始農業階段，屬于代際傳遞的貧困類型。在四川南部縣河谷地帶，為工程需要，村民就近搬遷往山上住，但受條件限制、補償力度比較小，這是工程性的貧困類型。不同類型的貧困形態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對貧困現象的思考，也為他在研究“三農”政策時留下了烙印：我國區域差異大，農村又千差萬別，很難一刀切來解決所有問題。出臺任何政策都既要考慮針對性，也要考慮階段性，明白究竟適應哪些地區、哪種發展階段。政策出臺前要到農村調研，了解農民需要什么；政策出臺后也要到農村去，知道落實情況和新訴求。從縱深角度思考“三農”問題成為他的一個習慣。

　　參與見證變革

　　在國務院扶貧辦工作了6年多，但葉興慶的興趣點卻一直在研究上，甚至動了去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的念頭。機緣巧合，此時國務院研究室承擔著牽頭“三農”政策研究的任務，葉興慶隨即調入國務院研究室。從1992年至2013年，他在國務院研究室農村司工作了21年。

　　1993年，糧食價格很低，農民負擔也比較重。在一篇研究報告中，葉興慶提出了“費改稅”的思路，主張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把原來對農民的“三提五統”規范為農業稅。從1994年至2000年，經過幾年努力，“三提五統”全部規范為農業稅。此后，中央又探索逐步取消農業稅，直至2006年，宣布全面取消農業稅。“可見，沒有一勞永逸的改革，只有階段性的適應。”葉興慶總結說。

　　對農民的關懷是他的學術傾向。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大量農民進城引起了業內關注。農民如何退出農村？如何進入城鎮？土地如何城鎮化？以后農業怎么辦？這些難題一直是葉興慶思考的內容。1994年，他提出農民進城要由候鳥型向永久型轉變；1999年，提出農民進城要擺脫傳統集體產權制度的“拖累”；2006年，提出農民要作為有產者進城；2011年，提出對征地制度動大手術、從根本上實行系統改革；2012年，提出今后新出臺城市公共服務政策，原則上不應再與戶籍掛鉤，應成為一條底線。這些觀點充滿了濃濃的人文情懷。

　　作為一系列文件的參與起草者、“三農”發展變革的見證者，葉興慶還撰寫了大量政策性建議文稿，為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與寫作學術論文不同，政策性建議文稿必須講究呈送對象和可操作性，這也難免帶有時代局限性。我盡可能把視線拉得長一些、把視野放得開闊一些，擺事實、講道理，避應景、戒迎合。”葉興慶說。

　　關注鄉村振興

　　2013年7月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葉興慶不僅在新的崗位上繼續自己的“三農”政策研究，還增加了評估、解讀等工作。他先后主持了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研究、農村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研究、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與增長動力接續、構建競爭力導向的農業政策體系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年度重點課題，參加和組織了新型城鎮化、精準扶貧、農村改革、中央一號文件落實等一系列第三方評估。

　　2014年至今是新一輪農村改革的關鍵期，國家對農村土地制度和農民財產權利改革持續發力。早在2014年初，葉興慶就提出集體產權的權利體系如何重構的問題，對合理界定承包地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提出構想。如今，三權分置改革是中央推進農村承包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政策基石。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農民得到的是什么？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權利如何重構？也是在這一年，他對上述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難題的論斷與此后中央推進農村改革的關鍵舉措高度契合。

　　注重農業的國際比較研究是葉興慶的治學特點。他認為，及時了解國際最新的農業農村政策動態，可以少走彎路。“很多人注意到日本對本國稻谷的保護，但忽視了其國內大米競爭程度高的一面。這就能理解為何日本的一些大米好吃。”葉興慶認為，中日兩國人多地少的農業資源稟賦和重視農耕的文化傳統類似，城鎮化快速發展后，農業面臨的挑戰也基本相同。日本改變小農生產失敗的經歷啟示我們，對兼業化的利弊要有清醒認識，對普惠式支持政策應早做調整，對農地市場失靈要有足夠的防范和補救。

　　注重地方實踐，從中總結共同點和獲得學術靈感，是葉興慶的又一治學特點。“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三變”改革是貴州六盤水市就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所作的探索，葉興慶是最早關注該情況的學者之一。地處烏蒙山區的六盤水，山高坡陡、居住分散、農民貧困程度高，當地從實際出發創新土地和扶貧資金的使用方式。2015年，葉興慶先后兩次調研六盤水的農村“三變”改革，對地方上的這一探索總結提煉。此后，“三變”改革被高層關注，并進入有關文件。

　　葉興慶說，鄉村振興戰略是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總戰略，也是今后“三農”工作的總抓手。他表示，實現鄉村振興，必須以改革創新的思路，清除阻礙農業農村發展的各種障礙，激發農村各類要素潛能和主體活力，不斷為農村發展注入新動能。（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喬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