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進入了關鍵時期，既有巨大發展潛力動力，又面對各種困難風險。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內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主動戰，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基礎和前提。

　　適應我國內外部條件變化的重要前提

　　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意思是，即使身處安樂的環境中也要警惕可能突然到來的危險。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要防范風險。風險是什么？風險就是發生我們原本不希望發生的事件的概率或可能性。在經濟學中，通常指經濟活動收益或成本的不確定性。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被擺在打好三大攻堅戰的首位。習近平總書記也反復強調，要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和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為什么要不斷強調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呢？根本原因還在于我國經濟發展內在矛盾的根本變化和外部環境發生的顯著變化。

　　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我國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經濟穩中向好、社會總體穩定的同時，各種風險挑戰也不斷顯現。從經濟方面看，2013年中央提出我國經濟正處于“三期疊加”階段的重要判斷，即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4年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這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2015年提出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近年來，中央更加明確強調要把推動高質量發展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要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方針。上述一系列重大判斷和重大政策正是順應我國經濟發展內在矛盾的根本變化而提出的。

　　與此同時，外部環境也出現了顯著變化。當今世界正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大國戰略博弈全面加劇，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我們對于來自外部環境的風險挑戰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保持戰略定力，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又要增強憂患意識，未雨綢繆，精準研判、妥善應對經濟領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

　　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從戰略上講，對于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應對一切外部不確定性或者風險的前提。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要把握大局大勢，保持戰略定力，增強必勝信心。雖然國際形勢日趨錯綜復雜，但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其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雖然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但也有諸多的“不變”。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近14億人口的巨大內需市場，有改革開放以來持續高速發展積累的雄厚物質技術基礎，有巨大的發展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一句話，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關鍵，就是“做好自己的事”。

　　抓住主要矛盾，打好有準備之戰和戰略主動戰

　　如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主動戰？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三個既要、三個也要”：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這為我們提供了防范風險的根本遵循。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主動戰，并不是沒有重點，相反一定要抓主要矛盾。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都有其主要矛盾。就經濟領域來說，當前尤其要抓好防范化解科技產業領域的風險和金融領域的風險。

　　科技產業領域的風險，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卡脖子”風險；另一個是產業鏈外移風險。關于“卡脖子”，我國還有不少核心技術領域是完全空白，如果不能從國外購買，直接就能卡住脖子。也有些是有可替代的零部件或材料，但精度、穩定性達不到，可能導致工業水平大幅下降。

　　“卡脖子”的問題非常復雜，要從多個方面分析。一方面，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深化發展，使得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成為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體系上的一環，幾乎沒有哪個國家需要和能夠生產所有的重要設備、關鍵零部件、基礎軟件等。換言之，每一個國家都有可能被“卡脖子”。另一方面，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尚未完成工業化，既有科技和工業發展的總體水平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差距。另外，我們一些政策也需要在“補短板、強弱項”上下功夫。

　　關于產業外移，主要是近年來隨著用工、土地等綜合成本的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出現了向東南亞等國家地區轉移的趨勢。產業一定程度的外移，并不見得就是壞事，出去了的企業還是本國資本，如果能夠更好地生存發展，就是保存了有生力量，以后還可以再回來。況且，資本總是要尋找可以依附的資產載體，在外需下降和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背景下，資本流出總比生產資本金融化或進入房地產要好。但是，畢竟產業鏈背后是就業，過快的產業轉移必然會帶來短期的就業壓力。而且，一旦重要產業鏈轉移出去，我們產業升級的基礎就會受到沖擊。所以，也要從戰略上對我國產業轉移的新情況新特點進行全面系統地研究，審慎對待產業轉移，特別是重要產業的轉移。

　　關于金融風險，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堅決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風險在內的重大風險攻堅戰。過去兩年，防控金融風險取得初步成效，但這既是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當前，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主線仍然是結構性去杠桿，特別要關注以下3個問題。

　　一是關于去杠桿的政策組合。就不同類型金融政策之間的組合而言，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和微觀審慎監管構成三支柱金融政策框架。要注意不同政策之間的“動”“靜”搭配。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具有逆周期調節的功能，應強調“動”和靈活性、適時預調微調，以適應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變化。其中，貨幣政策的逆周期是逆經濟周期，主要職責是穩增長和防通縮，避免因價格水平下降和實際債務上升而陷入“債務通縮”陷阱，避免因經濟失速而陷入信用自我緊縮循環。宏觀審慎政策的逆周期是逆金融周期，主要職責是抑泡沫，抑制信貸泡沫和抑制房地產泡沫。微觀審慎監管應強調“靜”和穩定性，注重保持定力，以維護行業秩序和防范道德風險，避免與貨幣政策形成疊加，同時彌補宏觀審慎政策跟進可能不及時的風險。比如，在貨幣政策放松背景下，若住房金融宏觀審慎政策未能及時建立和完善，就必須依賴微觀審慎監管發揮作用。在宏觀政策逆周期成為共識的背景下，要特別注意避免微觀審慎監管也陷入逆周期誤區。

　　二是關于三角形支撐框架。支撐框架的3個角，分別是實施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增強微觀主體活力和發揮好資本市場功能。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比較好理解，因為金融一定程度上就是實體經濟的鏡像反映，微觀主體活力強，盈利能力提升，才能防風險。而要發揮好資本市場功能，在去杠桿背景下，千萬要避免將其理解為讓股票市場在短期內盡量多地提供股權融資。否則，很容易滋生大量金融風險。應當以“內源—外源融資”的視角，將其與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結合起來，也就是要通過建立一個規范、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發揮股票市場在提升微觀主體活力、支持創新性企業、推動經濟轉型方面的比較優勢，增強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通過提升經濟效率促進去杠桿；發揮股票市場在強化金融體系內部競爭、優化金融結構和支撐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的作用，通過提升金融效率促進去杠桿。

　　三是關于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靠改革、依靠發展來防風險，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領域同樣適用，因此要繼續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就是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新認識，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優化金融結構的基礎上，也可對照八字方針來賦予其新的含義。

　　以科學方法論為指導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主動戰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科學的方法論指導。

　　一是要堅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六個思維”，即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和底線思維。要常觀大勢，常思大局，把防風險放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長期、艱巨的歷史進程中考慮，善于從紛繁復雜的矛盾中把握規律，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規則來防范風險，發揮制度在防風險中的戰斗力。我們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重點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既要補齊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具體到外部環境風險，底線就是核心利益。

　　二是要制定正確的防范化解風險的戰略戰術。當前紛繁復雜的背景下，正確的戰略戰術關鍵是“積極防御”。積極防御是毛澤東主席著作中常用的一個術語，與消極防御相對應。消極防御實際上是假防御，只有積極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為了最終實現反攻和進攻目標的防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同風險賽跑”“要敢于亮劍，敢于揭開蓋子”“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強調“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都說明了必須以高度的責任心、求實的精神積極主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三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要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可以概括為“四個依靠”，即依靠干部、依靠人民、依靠改革、依靠開放。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啃硬骨頭，需要依靠一批具有全局意識、領導能力、斗爭精神并能真刀真槍地干的領導干部。風險來自市場、企業和金融機構，涉及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要善于引導群眾、組織群眾，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學排兵布陣，有效予以處理。很多風險的源頭都在于體制性障礙，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只治標不治本是不行的，要有長效機制。比如，科技產業風險，單靠增加投入是不夠的，主要還在于通過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全面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既不能停下來解決風險問題，也不能為了發展漠視風險，導致小風險積累成大問題，要平衡好保持穩定發展與防范化解風險的關系，在發展中解決矛盾，消除隱患。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趙昌文 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