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浙江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省掃黑辦主任朱晨稱，防范打擊套路貸違法犯罪，是建設更高質量、更高水平平安浙江的內在要求，是解決群眾最煩最怨最恨問題的實際行動，決不能讓浙江成為套路貸違法犯罪的洼地。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截至6月14日，浙江省共打掉套路貸涉黑惡團伙53個1013人，破獲案件1415起，查扣非法資產近3.79億元，快審快判套路貸黑惡案件93件497人。

　　據介紹，民間借貸為大量急需資金而貸款無門的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提供了資金融通，填補了社會資金缺口，是經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潤滑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浙江成為中國金融改革的先發地，民間借貸走上了合法化和規范化的道路。

　　然而，民間借貸監管空白、借貸利率不透明等問題一直制約著民間融資市場的健康發展，大量民間資金游走于灰色地帶，呈現出非理性化的發展態勢。與此同時，浙江處于互聯網經濟的第一梯隊，互聯網金融迅猛發展，但立法和監管卻無法跟上技術革新的步伐。

　　借助互聯網金融平臺，套路貸這種新型犯罪行為出現在人們面前。因為隱蔽性強、手法層出不窮，多披著民間借貸的外套，許多不明就里的借款人進入圈套，民間借貸市場繁榮的浙江成為套路貸重災區。2017年以來，浙江非法放貸相關案事件較為突出，由經濟糾紛引發的各類警情明顯增多，特別是校園貸案件多發頻發。

　　7月1日，浙江紹興判決一個套路貸團伙。這個團伙憑網絡高利貸生意，短短兩年內，6萬余人先后被騙，4.3萬余人遭敲詐勒索，20多萬條公民個人信息遭遇泄露，涉案金額達2.9億余元，惡意催債造成兩名被害人自殺，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據浙江省公安廳刑偵總隊總隊長沈虹介紹，當前套路貸違法犯罪從表現類型、組織方式、犯罪手段、侵害對象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新的形式，出現了新的變異。為應對不斷演變的套路貸，全省各級政法機關主動出擊，創新方法手段，快速精準打擊，對套路貸違法犯罪進行全方位打擊。

　　溫州是浙江金融改革先行區，也是套路貸的多發地區。溫州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市掃黑辦主任張毅向《法制日報》記者介紹，溫州將打擊套路貸與社會基層治理相結合，利用社會化征管的方式，深挖徹查，實現精準嚴打，對套路貸零容忍。其中，鹿城區通過網格融入掃黑除惡的方式，充分發揮村干部、網格民警、全科網格員與群眾聯系密切的優勢，開展轄區套路貸違法犯罪線索排查，并組織相關人員對轄區工程建筑、農貿市場、企業等重點領域排查套路貸線索，嚴查套路貸小廣告。

　　僅今年上半年，溫州公安機關已打掉套路貸團伙6個，其中犯罪集團3個，抓獲嫌疑人232人，破獲案件72件，扣押非法資產1170萬元。

　　套路貸隱蔽性是基于互聯網的匿名性，紹興市檢察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智能化平臺“民事裁判智慧監督系統”，通過大數據分析，發現程某某等14人涉及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畸高，其中屢有暴力催債等關鍵詞出現，可能涉嫌套路貸，經過線索排摸后，成功揪出了一個為害一方的涉黑組織。

　　紹興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錢武生介紹，在辦理借助民事裁判智慧監督系統發現的虛假訴訟監督案件時，其中很多案件背后都存在套路貸、職業放貸特征，有涉黑涉惡嫌疑，深挖背后的黑惡勢力犯罪線索，目前向公安機關移送線索292件，公安機關查實后抓捕犯罪嫌疑人38人，涉套路貸等黑惡勢力犯罪6件28人，涉及5個犯罪團伙。

　　據了解，套路貸借款人大多是老年人、未成年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特殊人群，作為弱勢群體自我防范及風險甄別能力不足，對新生事物尤其是對新型犯罪形態辨識能力不強，更容易被套路。

　　重慶大學法學院王琳博士認為，犯罪分子之所以選擇向這些人群下手，是因為借由互聯網非面對面地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侵害人的道德恥辱感，也降低了犯罪門檻。由網絡催生的問題，也應從網絡的特性出發去尋找懲治預防并舉之策，監管部門和網絡運營商、網絡平臺有義務完善犯罪預防措施。比如根據身份、年齡識別，自動設計貸款禁止和風險提示，并推送相關個案以供參考。

　　當前，各地對套路貸的打擊治理還是以成立專項行動的方式為主，發現一起、查處一起，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難以從源頭上杜絕。朱晨認為，要從源頭加強防范監管，必須廣泛組織宣傳發動，廣泛發動群眾共同構筑起社會立體監管體系，才能提升社會大眾防范套路貸陷阱的意識和能力，形成對套路貸犯罪活動“人人喊打”的社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