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去年年底，陜西歷史博物館參與了央視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的錄制，該館珍藏的懿德太子墓壁畫《闕樓儀仗圖》、葡萄花鳥紋銀香囊、杜虎符三件文物亮相，人氣爆棚，吸睛無數。 

　　然而人們并不知道，陜西歷史博物館坐擁十八件（組）鎮館之寶，這次只拿出了其中的一件寶貝《闕樓儀仗圖》來《國家寶藏》，而皇后之璽、鑲金獸首瑪瑙杯、鎏金銀竹節銅熏爐、三彩駱駝載樂俑等另外十七件（組）沒有亮相央視的國寶,更是囊括了蜚聲海內外的中國古代壁畫、金銀器、青銅器、陶瓷器、玉器，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璀璨的歷史文化，其歷史、科學、藝術價值都達到了歷史同一時期的巔峰。 

　　　國之重器 鼎立天下 

　　青銅器的銘文，又稱金文或鐘鼎文，是我國文字史上繼甲骨文之后又一種較為成熟的文字，對于研究古代歷史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在陜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組）國寶中，共有旟鼎、五祀衛鼎、多友鼎等3件鑄有銘文的青銅鼎。其中，旟鼎、五祀衛鼎銘文均見證了西周土地分配制。 

　　出土于陜西眉縣楊家村的西周旟鼎重達78.5千克，鼎內壁共鑄銘文四行，28字，大意是說某年八月初，王姜將原賜予師櫨的土地收回，轉賜給旟，旟便做此鼎紀念。銘文反映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土地占有制形態。王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將土地和耕種土地的人任意賜給他的下屬，也有權將土地收回，其臣屬對君王所賜的土地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 

　　另一件出土于岐山縣董家村的五祀衛鼎內壁鑄有銘文207字，記錄的是西周中期的一件土地訴訟事件。大意是講西周恭王五年正月，一個叫裘衛的人向刑伯、伯邑父、定伯等宰輔官員告發，他和鄰人邦君厲之間發生了土地糾紛。經過一番詢問之后，在邦君厲同意償付并有誓言的情況下，經三有司（司徒、司馬、司空）和內史實地勘察、劃定地界，割讓給裘衛一部分土地了結了官司。這篇銘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部分土地實際上已屬私有，但土地的轉讓，仍需通過王朝眾臣。這對研究西周中期社會經濟和土地制度的變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而出土于西安市長安區斗門鎮下泉村的多友鼎，其銘文對戰爭的起因、時間、地點和規模記載的都比較詳細。多友鼎腹內壁鑄有銘文22行，共279字。記載了西周晚期厲王時期的某年十月，獫狁侵犯京師，周王命令武公派遣多友率兵抵御。多友在十多天里共打了四仗，都取得了勝利，殺掉敵人350余人，俘獲23人，繳獲戰車127輛，并救回被俘虜的周人。武公將戰績報告給周王，周王予以重賞，多友于是鑄此寶鼎紀念。 

　　　　國寶背后的愛情故事 

　　37年前，在陜西興平市茂陵1號無名冢1號叢葬坑附近出土了一件西漢時期的熏爐，現藏于陜西歷史博物館，是該館的十八件（組）國寶級文物之一，它就是鼎鼎大名的——鎏金銀竹節銅熏爐。銅熏爐以前是未央宮漢武帝的御用之物，后來歸屬為“陽信家”。那么，陽信又是什么人呢？陽信其實是漢武帝劉徹的同胞姐姐陽信公主。她從小就對弟弟劉徹關懷備至，所以深得劉徹的敬愛。陽信公主嫁于平陽侯曹時，可惜曹時體弱多病，結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年僅二十幾歲的陽信公主成了寡婦。兩年后，陽信公主改嫁汝陰侯夏侯頗。夏侯頗是開國功臣之后，然而婚后沒多久，夏侯頗也死了。兩次悲劇的愛情并沒有讓陽信公主放棄對愛情的追求，終于她的第三次婚姻嫁給了“驃騎大將軍”衛青，也終于找到了她的幸福。據說，漢武帝為了給姐姐道喜，就把鎏金銀竹節銅熏爐當做禮物送給了她。 

　　如果說歷經千年依然光彩照人、金光燦燦的鎏金銀竹節銅熏爐再現了漢室皇家的雍容高貴，那么溫潤潔白的皇后之璽則流露出漢室皇家的威嚴。皇后之璽出土于咸陽渭河北岸韓家灣，此玉璽印面為正方形，高2厘米，邊長2.8厘米，重33克。玉璽上方凸雕一螭虎為紐，四面陰刻云紋，底面刻篆書“皇后之璽”四字。以玉制印，最遲不晚于戰國。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確立璽印制度，規定帝后印章稱“璽”，其余均稱“印”。據《漢官舊儀》記載：“皇后之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紐”。這件“皇后之璽”玉印與這一記載正好一致，又因出土地點位于漢高祖和皇后呂雉合葬墓西側約1000米處，所以很可能是呂后生前使用過的印章。 

　　流光溢彩的唐代金銀器 

　　48年前，一處唐代窖藏在西安何家村被偶然發現，在兩個高65厘米、腹徑60厘米的巨甕和一件高30厘米、腹徑25厘米的大銀罐中，貯藏了金銀器、玉器、寶石、金石飾物、金銀貨幣、銀鋌、銀餅和藥材等千余件。其中金銀器物達265件，是唐代金銀器的一次空前大發現。如今，在陜西歷史博物館“大唐遺寶——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展廳內，共展出精心挑選的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精品300多件（組），其中包括鑲金獸首瑪瑙杯、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和鴛鴦蓮瓣紋金碗（兩件）等五件國寶。 

　　戰國、西漢時期，西方的金銀器及制造工藝就開始傳入中國，在外來工藝中，對中國金銀器影響最大的是捶揲工藝，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銀器絕大部分都是捶揲成型。另外，波斯薩珊金銀器常用的凸紋裝飾工藝，對唐代早期的金銀器裝飾工藝產生了較大影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就是用這種“薩珊金銀器凸紋”裝飾技法制作出的精品。 

　　“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反映的是唐朝受馴舞馬的佳話。這件銀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便于外出、行軍和日常攜帶，不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宮廷的奢華生活，也是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交流的見證。”文博專家韓建武說，唐玄宗時，曾引進外來良馬加以訓練，表演各種舞蹈節目。這種演出規模很大，一次100匹馬共同表演，動作整齊劃一，場面十分壯觀熱烈。當氣氛達到最高潮時，舞馬會用嘴銜起裝滿酒的酒杯，遞到唐玄宗手中，為他祝賀生日。唐代工匠選用舞馬曲終的舞姿，加以藝術化處理，使馬更顯得馴養有素，靈動可愛。 

　　駝背上的千年夢想 

　　在唐代，客居在大唐長安城的胡人保持在10萬人以上，約占都城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大量胡人的加入更加豐富了唐文化的內涵，絲綢之路沿線唐墓出土的形態各異的胡人俑生動地再現了胡人來華追夢的盛況。珍藏在陜西歷史博物館的三彩駱駝載樂俑是該館館藏十八件（組）國寶中的唯一一件三彩器物，駱駝站在長方形底座上，引頸長嘶，背上由馱架搭成的平臺鋪著色彩斑斕的毛毯，8名樂手迎風高歌，其手中所持七種樂器中的琵琶、箜篌等多種樂器都由西域傳來，成為西域音樂東漸的有力證明…… 

　　來華胡人為中原大地帶來了異域風情，擁有胡人奴仆的數量甚至成為唐朝王室貴族身份地位的一種象征。胡人來華與胡風的注入，不僅豐富了當時人們的生活，也為多元一體的華夏文明注入了新鮮血液，促進了民族的融合與文化的碰撞，讓恢弘厚重的漢唐文化變得更加多姿多彩。 

　　除了三彩駱駝載樂俑，青瓷刻花提梁倒灌壺、黑釉油滴碗兩件瓷器也是巧奪天工。耀州窯是我國古代北方著名的八大名窯之一，它始于唐，興于宋，衰落于明，以生產工藝精湛的刻花青瓷馳名中外。青瓷刻花提梁倒灌壺造型獨特,構思巧妙的倒灌壺，壺身呈圓形，蓋、梁、身連為一體。壺底部中心有五瓣梅花孔，灌水時將壺倒置，水從母獅口外流時為盛滿，因壺內有漏柱與水相隔，所以底部雖有孔而不會漏。這是利用了“連通容器內液面等高”的物理原理，反映了工匠藝人的睿智巧思。 

　　黑釉油滴碗通體施黑釉，在釉層的表面散布著具有金屬光澤的小圓點，這些圓點的形狀大小都不相同，形似油滴。這是宋代創造出的一種別具一格的藝術結晶釉，這種結晶體只有在1100℃這個點才會出現，溫度高或低都會前功盡棄，所以，只有爐火純青的技藝才能燒制出這巧奪天工的工藝，實屬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