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絲路山水地圖是“圖”還是“畫”

　　《絲路山水地圖》局部

　　2018年央視春晚特別推出“國寶回家”節目。節目中，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向全國觀眾介紹說：繪制于明代中晚期16世紀中期的國寶級的書畫作品《絲路山水地圖》，在久別祖國80多年以后，被愛國商人重金從海外購得捐獻給故宮博物院。

　　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對此發表看法。無論哪種看法和觀點，始終聚焦在中華文化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時代交匯點上。

　　以青綠山水呈現的地圖

　　被故宮掌門人稱為“國寶級的書畫作品”的《絲路山水地圖》，到底是中國傳統的青綠山水畫，還是一幅古代繪制的地圖？

　　人類地圖的起源是因為尼羅河水患每年都要沖垮田界，為了田地所有者能確分各自的權益，進而繪制地圖。古代中國也有類似傳說——大禹治水，為明確被大水沖掉地界，4000年前大禹把九州地圖分別刻制在九個大鼎上。戰國時，管子還強調打仗必須先熟悉地圖。

　　中國古代的地圖又稱“輿圖”，輿的本意是車廂，借指古代測量大地的工具“記里車”。東漢科學家張衡把“記里車”改進“記里鼓車”，這個車分上下兩層，分別有木偶，每走一里擊鼓一次，每走十里敲鐘一次。駕車人記錄聲音的次數既可以算出距離。

　　東漢末年曹魏時期的裴秀作《禹貢地域圖》，提出“制圖六體”：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把比例尺（分率）列為繪制地圖的第一要素，用“計里畫方”即按比例繪制出方格坐標網而形成地圖。李約瑟《中國科技史》把裴秀譽為“中國科學制圖學之父”。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古代地圖是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考古發掘出土的3張繪制在縑帛上的彩色地圖：《地形圖》《駐軍圖》和《城邑圖》。

　　“絲綢之路”名詞是188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提出的，是對公元前后數百年中國和印度之間絲綢香料貿易交通線的特定所指。這個概念得到了歷史的持續回應，成為中國與世界友好交流往來的文明方式的總稱。歷史上稱得上“絲綢之路地圖”的有許多，但限于編著者的觀念（如西漢劉歆編著《七略》奉行“收書不收圖”的舊例觀念）和印刷復制不便，直到宋代雕版印書普及后才有所改變。因此，宋代以前的古地圖留存很少。

　　《絲路山水地圖》又被稱為“青綠山水畫”，或者說，這幅地圖是用青綠山水的方法呈現的。青綠山水是中國山水畫最早成熟的式樣。2017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了館藏歷代青綠山水畫展，其中宋代青綠山水長卷《千里江山圖》引發轟動。青綠山水以概括、富有強烈對比的表現形式，適合表現觀賞性與實用性相協調的山水地圖。明清時期出現了一批青綠山水地圖，由于實用性和時代整體繪制水平的制約，普遍藝術性不高，格調偏俗氣。

　　在照相技術發明以前，中國繪畫和世界各國繪畫都有圖像記錄功能。中國古代繪畫在審美功能和實用功能方面往往可以兼顧，就像今天有些藝術水準高的照片。從漢畫像磚、《韓熙載夜宴圖》，到清代《康熙南巡圖》等無不是歷史場景的圖像記錄。《絲路山水地圖》也具有這樣的功能。

　　是一幅“什么圖”

　　《絲路山水地圖》又名《蒙古山水地圖》，有文章指出《明<蒙古山水地圖>實為中國穆斯林前往麥加的朝覲地圖》。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幅地圖畫？

　　《絲路山水地圖》寬0.59米、長30.12米，絹本，曾藏于明朝皇宮，1930年代由日本著名收藏機構藤井有鄰館收藏，2002年回流中國，經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林梅村10年的研究鑒定，認為作品創作的主要參與者是明代“吳門畫派”謝時臣，是根據明初《陳誠西域使程記圖》和傳安《西域見聞錄》等資料繪制的，確認為“明朝宮廷的皇家地圖”。

　　這幅長卷從東面的嘉峪關一直向西畫到天方城（今沙特麥加），其中城市、關隘等重要地標有211個，對重要的地名、城市，長卷運用傳統中國地圖的慣例，直接用文字予以標注和說明，如絲路上各城市重鎮，敦煌（中國）、撒馬爾罕（烏茲別克斯坦）、赫拉特（阿富汗）、伊斯法罕（伊朗）、大馬士革（敘利亞）等。

　　據《漢書》記載，最早的絲綢之路地圖是由西漢大將李陵繪制呈送給漢武帝。東漢末期魏晉時代，佛教開始大規模傳入中國，中國僧人法顯、惠生，天竺（印度）僧人佛圖調、須菩提等往來于中印之間，東晉名僧釋道安寫成《西域志》《西域圖》。《中國古代地圖文化史》的作者席會東認為，就“陸上絲綢之路”來說，并沒有一幅古代地圖是專門描繪這個主題。古人繪制涉及絲綢之路的地圖主要有三個方面：官府的疆域地圖、僧侶傳教（信眾朝覲）地圖和商家的商旅地圖。其中疆域政區圖是存留數量最多、類型最豐富的中國古地圖門類，在古代稱作“輿地圖”，按表現內容不同，分為天下圖、全國圖、郡國圖、省圖、府州圖、縣圖等等。

　　疆域地圖，往往不是以各朝代實際控制的地域為界限，而是反映當時古人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因此很多包括了今天所說“絲綢之路”的內容。一方面，中國歷代王朝向來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清代乾隆年間繪制的《乾隆內府輿圖》就包括幾乎整個亞洲，體現帝王“天下一統”的疆域觀念；另一方面，隨著歷朝歷代中外交流的積累，東西方地理、地圖知識的傳播、融匯，特別是元明以后，人們對世界的整體認識提高，逐漸出現了包括世界的“天下圖”。16世紀，西方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為迎合中國帝王繪制出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坤輿萬國全圖》。400年來，這個圖式成為中國版世界地圖的“標準版”。世界地圖的出現，使得中國人對“絲綢之路”有了整體的關照和認識。

　　今年中央春晚呈現《絲路山水地圖》所引發的關注和議論，讓大眾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認識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歷史淵源及時代意義。就此來說，無疑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作者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