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不僅風光好、氣候好、人杰地靈，而且自宋代以來，伴隨商品經濟繁榮和物質文明發展，逐步形成了風格獨特、氣質不凡的區域文化。江南文化煙雨婉約、經世務實、重鄉土重教育，由此耕讀傳家、文人輩出，在思想、文學、藝術和經濟等領域別樹一幟。

　　研究文化要有時空坐標否則難以道說難觸實質

　　人們對江南總是充滿好感，小橋流水、紅魚紫蟹、亭臺樓閣、旖旎風光，常常讓人鐘情，令人神往。那么，江南究竟在哪里，江南的文化版圖如何界定？實際上，文化的存在必須依托特定時代與環境。因此，研究文化要有時空坐標，否則難以道說、難觸實質。

　　從地理概念的角度來看，江南區域時大時小，小到環太湖流域，即“蘇錫常”和“杭嘉湖”，大到洞庭湖、鄱陽湖、太湖流域，即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廣大長江中下游以南區域。關于這個大區域概念，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有過記載。

　　江南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比較穩定，沒有大起大落，這與其地理環境有很大關系。江南地區地形地貌特征為丘陵、平原和多水，地處亞熱帶季風性氣候，因此氣候濕潤、萬物滋潤，人也和潤。相對優秀的自然條件，使江南人民大體得以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久而久之形成了文明祥和的區域文化。

　　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考古發現，早在5000多年前，江南地區就已有較高的文明程度。商末周初，吳和越這兩個國家分別在今天蘇浙地區逐漸形成。自那時起，吳越文化便成為江南文化的重要本土根脈。

　　正式把江南作為行政區域名稱始于唐代。貞觀元年，唐太宗分天下為10道，其中有江南道。這個江南道區域甚廣，包含幾乎今天中國南方的大部分地區。而后江南道所轄區域和名稱不斷演變，到了清代，先后有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和江南省。

　　現在提江南文化和長三角的概念，往往認為是蘇浙滬加徽南，那江西是否屬于這片區域呢？應該說，江西文化一直屬于江南范疇。

　　歷史上，江西常被稱為“吳頭楚尾”，因為春秋時期這里曾經是吳楚爭雄之地。唐代設置江南西道，宋代改屬江南西路，江西一直在其中。而且，江西曾經是商業大省、礦藏豐富，又處于嶺南到中原的交通要沖，曾對區域經濟產生重要影響。

　　同時，江西的移民來源與其他江南地區一致，大量屬于北方士族南遷。江西既是北方移民的接納地，也是北方移民移往他處的中轉站。從吳語與贛語的比較來看，贛語詞匯存有不少古吳語底層成分，說明吳語和贛語之間具有語言發生學上的共源關系。此外，江西學風與其他江南地區一脈相承。江西與浙江、江蘇一樣都是南方文化大省，程朱理學、陽明心學、白鹿洞書院、白鷺洲書院都誕生于江西。江西也是科舉中榜大省，出的狀元、進士一點也不少。

　　討論江西在不在江南文化版圖，這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無論從歷史的行政劃分，還是從文化圈的互動來看，歷史上的江西應該屬于江南文化區域。它雖不屬于江南文化的核心區域，卻與兩湖地區是不一樣的。

　　在政治權力邊緣地帶追求生活舒適與詩意

　　小橋流水、烏篷搖櫓、園林古剎……江南文化歷經千年積淀形成了許多文化符號。然而，任何文化都是有變有不變，文化有變才能發展，江南文化也是這樣。在交流和碰撞中，可以實現文化的雜糅、包容、創新和多元。其中，流民、漕運、宗教信仰和陽明學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江南文化的歷史演進。

　　先看流民現象。相對北方地區的動蕩，江南地區歷史上算是時局相對穩定。由于北方人口南遷，江南地區的人口密度逐漸增大。所以，江南人必須勤勞刻苦、深耕細作，才能保證生存所需。由此，也就形成了江南人務實的性格以及外出謀生創業的現象，如紹興師爺、徽州商人和“下南洋”等。

　　當然，流民的大量涌入也帶來治安、土客沖突等問題。尤其是，難民為了不被土著欺凌，往往按地緣、鄉緣關系結幫成派，這便成為會黨、青幫等勢力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這種影響甚至一直持續到近代上海。

　　漕運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京杭大運河的開通，讓中國南方與北方實現大規模的物流和人才交往流動。北方意識形態和南方學術文化的互相交流，形成了一條有強大傳播力的南北文化走廊。由此，江南文化可以從燕趙文化、齊魯文化、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中吸收營養。

　　宗教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江南文化的開放和包容特征在宗教領域十分突出。永嘉南渡后，北方大族中流行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迅速在江南地區煥發活力。佛道的靈魂不死、輪回轉世的思想與傳統民間鬼神信仰有機結合，豐富了民眾的精神世界。

　　江南文化有著濃厚的重商傳統，這與陽明學派的影響密不可分。“心學”打開了士人禁錮的思想，對機遇的判斷不再基于理論的束縛，這對客觀看待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明清時期，江南農民大多知道如何獲得更多的收益，也明白市場是增加收入不可少的場所。

　　江南文化還形成了重禮教的觀念。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里，社會力量的基礎在農村。鄉村孕育耕讀傳家的精英群，并逐漸發展為地方大族。兩晉南北朝時期開始，北方士族逐漸南遷。這些遷移而來的世家豪族為維持內部的秩序，也不得不仰仗法律以外的倫理、習慣來維持內部安定，久而久之形成了重視禮教的統一特征。

　　江南文化還形成了重教育的觀念。宋代以后，江南地區的精耕農業得到發展，形成了市場經濟和區間貿易，構成一定范圍的商品經濟交換網絡。經濟優勢與政權劣勢的碰撞，逐漸讓許多秉承和合理念的儒生將視角投向基層，在民間以私學傳教的方式進行文化傳習。久而久之，進一步豐富了江南文化的崇文特征。

　　江南文化還形成了重個人自由意志的觀念。這既源于陽明學派的思想觀念，也是江南士人對入仕、出仕態度的體現。蕭公權先生認為，鄉村社會是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世界，雖然當權者希望將影響力伸展到每個角落，但地方統治能力實際上就像“強弩之末”。明清以來，統治者加強了對大臣的思想控制，造成官途莫測、謹小慎微。由此，精英群體中的一些江南官員急流勇退、告老還鄉，在政治權力控制的邊緣地帶追求生活的舒適與詩意。大量的江南園林藝術也正由此而來。

　　江南地區在氣候、物產上有明顯的共通性，在文化、政治甚至制度上也有較為統一的特點。兩宋時期，江南地區的典型特征已經形成，后經歷代演變，逐漸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認同感的區域文化共同體。

　　江南文化共同體，是植根于中華文化主脈，在吳越文明熏陶、長江河系滋潤中孕育而成的具有強烈認同感的區域文化共同體，是江南地區重要的精神紐帶和中堅力量。

　　新時代區域文化重構要避免碎片化狹隘化

　　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是源和流的關系。我們無法脫離江南文化來談海派文化，也無法用江南文化來概論海派文化。

　　歷史上，上海是一座充滿矛盾的城市，一方面是現代化的，另一方面則是傳統的。這里，新舊交替，移民紛沓，華洋共處，多元文化碰撞、沉淀，逐漸形成更具時尚和活力的海派都市文化。

　　上海的移民文化特征帶來了異質文化，從而催生了多元文化，提升了文化的張力和競爭力。同時，上海人做生意的早、做生意的多，所以講究合同、契約、規范、信用。這種商業規范傳統，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業的繁榮還帶來了興盛的都市文化和消費文化，這既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是對江南文化的拓展，如獨特的石庫門建筑和發達的娛樂業。

　　近代上海的城市發展、海派文化的形成，離不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包容。許多人都知道，上世紀30年代上海人對避難的猶太人敞開懷抱，無須簽證，不用經濟擔保，也不需要工作證明。在華人都在艱難求生存的年代，上海成了猶太人安身求存的避風港。

　　海派文化不是江南文化的簡單匯聚。某種意義上，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體現了中與西的對比。相較于植根本土的江南文化，更加開放多元的海派文化敞開懷抱接受西方文明洗禮。

　　西方文化對上海形象的影響、改造，絕非簡單的舶來之品。只要看到車水馬龍的繁忙都市與小橋流水的江南古鎮，就能感受到這種強烈的中西文化碰撞、融合。

　　一定意義上說，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還體現了農村文明與城市文明的對比。盡管江南文化早已形成濃郁的市井文化氣息，但它大體是植根于江南水鄉的鄉土文明，有一定的局限性，也有轉型發展的空間。而“十里洋場”的燈紅酒綠，則面臨吐故納新、不斷滌蕩的問題。

　　傳統是鄉土文明的生命線，時尚是城市文明的制高點。今天，都市化的上海依然是文化江南的重要一員，更是傳統江南文化的升華與重構。反過來，江南文化深刻影響了海派文化的發展。具體表現為：民性聰慧、靈活而剛毅、堅韌；崇文尚賢，重視教育；重視實踐理性，發展商品經濟；重視實學，分工細密；注重物質生活，講究物質享受；勇于挑戰傳統，張揚個性自由。

　　中華文化是多元一體的。我們要用總體的眼光來研究文化，處理好區域與整體的關系。事實上，主流文化與區域文化是根系與支脈的關系。沒有主流文化，區域文化將會是一盤散沙。因此，需要避免主流文化的無根化和保守化，避免區域文化的碎片化和狹隘化。從江南文化的流變可以看到，區域文化的互動對文化氣質的塑造意義重大，文化影響力往往體現在不平衡、不一致的發展反差中。

　　總之，在新時代的區域文化重構中，需要重視歷史上長期形成的文化觀念和傳統，拒絕碎片化和“拿來主義”，在傳承中有所揚棄、有所突破。

　　（作者單位：東華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