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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不理性的追星行為不時爆出，有的對演藝人士圍追堵截、販賣其個人信息，有的“一言不合就開撕”、惡意人身攻擊……日前，教育部等六部門下發通知，啟動開展未成年人網絡環境專項治理行動。通知要求，加大對“飯圈”“黑界”“祖安文化”等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網絡社交行為和現象的治理力度。

　　應援打榜、刷量控評、互撕謾罵、惡意攻擊……近來，關于無底線追星的負面新聞不時爆出，“飯圈”亂象一次次刷新公眾的認知底線。

　　《2019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2019年，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為1.75億，其中，7.3%的未成年網民經常從事粉絲應援活動，據估算，實際人數大約達到了122.5萬人。

　　近日，教育部等六部門下發通知，開展未成年人網絡環境專項治理行動，提出加大對“飯圈”“黑界”“祖安文化”等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網絡社交行為和現象的治理力度。

　　“明星行程、身份證號已不算秘密”

　　27歲的小文是一名有多年追星經驗的資深粉絲。兩年前，在一檔偶像選秀節目熱播后，她出于對其中一位偶像歌手的喜歡，與另外3名粉絲一起為偶像運營“站子”。

　　所謂“站子”，就是跟蹤偶像行程發布照片的社交媒體賬號，國內普遍為微博賬號。“流量明星必須要維持流量，如果到了機場沒有人跟拍、在社交網絡沒有話題度，人氣就會下降，作為粉絲是看不下去的。”小文說。

　　為了得到偶像的行程照片，運營“站子”普遍依靠“代拍”。“代拍”即替不能去現場的粉絲趕赴現場代為拍攝照片或視頻，并收取一定費用。 據小文介紹，“代拍”早已成為產業，拍攝者通常是時間比較空閑的大學生，“一般會有人專門售賣明星行程，不少明星的身份證號已不算秘密，花點錢就可以查到。”

　　《工人日報》記者在一個“代拍”微信群內看到，“代拍”會注明自己的設備型號，通常為單反相機和長焦鏡頭，并注明照片的回傳方式。為了躲避監管，通常報以藝人名字拼音縮寫，以“敲機子”代指“查行程”，查一次行程最低費用只需5元；照片收費則依據藝人人氣而定，在幾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據了解，獲知藝人行程的渠道通常是官方粉絲后援會，而其航班號、個人身份信息最有可能在機票銷售、機場值機等環節遭到泄露。

　　部分粉絲及代拍在機場、酒店等地對藝人進行圍追堵截、跟蹤拍攝，不僅影響到藝人正常工作和生活，還對公共秩序形成了干擾。此前，僅在首都國際機場3號航站樓,2017年至2018年上半年,有記錄的粉絲警情就有27起，粉絲規模都在50人以上。對此，中國民用航空局于2018年發布了一份《關于加強粉絲接送機、跟機現象管理的通知》，提到要對“粉絲跟機”“粉絲接送機致航班延誤”等影響正常工作及治安秩序的行為加強管理。

　　“飯圈黑話”“祖安用語”涉嫌侵權

　　微博擁有1300多名粉絲的佳佳發現，因為年初在某偶像事件中說了幾句與粉絲意見相左的話，自己的微博賬號多次遭人舉報，她本人遭到惡語相向，出現在粉絲的“反黑名單”里。

　　據了解，在當前的粉絲后援會體系中，有專門的“反黑小組”。據佳佳觀察，“反黑”不僅在明星作品播出時惡語相向“拉踩”對家，平時還會有“職業黑粉”在廣場上搜索偶像明星的名字、名字代稱及縮寫等，一旦發現他們認定的負面評價，就容易“被掛”。

　　去年年底，北京互聯網法院調研發現，在2019年1月至11月期間，以青少年為涉嫌侵權主體（被告）的網絡侵害名譽案件共計125件，占全部網絡侵害名譽權糾紛的11.63%，此類侵權行為集中出現于從事演藝工作的公眾人物名譽權（涉明星名譽權）案件中。作為被告的青少年大部分為在校大學生，年齡在30歲及以下的占比70%。

　　在北京互聯網法院受理的多起案件中，被告實施侮辱特定藝人的行為，往往由粉絲之間的持續罵戰引起。除了少數案件直接使用大眾均可理解的謾罵侮辱性詞匯外，其余侵權行為均使用了“飯圈黑話”，用綽號代指特定藝人。北京互聯網法院認為，只要侮辱性的稱呼能夠形成與特定藝人的對應關系，即可視為對該藝人的侮辱，構成侵權。

　　代理過藝人維權案的北京星權律師事務所律師朱曉磊分析說，近兩年，很多明星名譽權案被告主體變成了粉絲。“有一些不理性的粉絲會通過抹黑對方來提升自己喜歡的偶像，侮辱誹謗的表現形式非常嚴重，如造黃謠罵臟話、詛咒對方、P遺照等等。”朱曉磊表示，大量的案件在起訴之后，發現侵害方以20歲不到的年輕女孩為主，“當我看到她們的時候，簡直無法相信那些話是從這樣一個小姑娘嘴里說出來的。”

　　除了“飯圈黑話”，青少年中流行的“祖安”“黑界” 等網絡用語同樣具有暴力特征。記者了解到，“黑界”多見于QQ群，用各種形式將人群劃分階層，從入門開始就學習如何用語言來打架罵人，比拼時速、詞匯、人氣等。 “祖安”原本是某網絡游戲中的一個游戲地區，該區玩家以愛說臟話著稱。后來，“祖安”逐漸演變成講臟話罵人的代名詞，近年來，一種人稱“祖安文化”的亞文化在很多游戲社區、視頻網站走紅。

　　資本讓粉絲誤以為自己是偶像創始人

　　小文告訴記者，運營“站子”基本為個人出資。開站兩年來，4名運營人員的應援總支出達30萬元。

　　一位從事演藝經紀的業內人士對《工人日報》記者表示，不少偶像經紀團隊會專門成立“粉絲運營”部門。團隊會提前告知后援會藝人的活動安排等，并聯合后援會組織應援。應援行為包括購買偶像的專輯、代言產品、周邊產品等應援物品，可涉及大量集資。

　　“資本給了粉絲錯覺，讓粉絲認為自己是偶像的創始人。”這名業內人士坦言，“實際上偶像只是粉絲經濟的產品，粉絲則被當成賺錢的‘韭菜’。”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中心副主任朱巍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我國粉絲群體趨于低齡化，法律意識較為淡薄，價值取向并未完全形成。“飯圈”文化如果走向“宗教式追星、洗腦式崇拜”，極易發展出攻擊性很強的群體對立、互撕謾罵、人肉搜索等行為，是網絡暴力和詐騙犯罪的溫床。

　　目前，為響應國家網信辦關于開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網絡環境專項整治的通知，包括微博在內的多個平臺已對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網絡社交行為和現象開展整治。

　　朱巍建議，平臺不能一味追求商業利益，應當注重社會責任，對刷量控評等行為可以采取數據治理的手段進行干預。“不能用資本去控制輿論，應杜絕用技術手段刷流量、數據造假。給作品打分、評論是一種權利，要珍惜自己發言的權利，不能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