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時期的中國什么樣？這一時期中國不同地區的文化有聯系嗎？12月1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線上召開，從匯報的五個項目中或許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年代最早的稻田

　　在浙江余姚市，有一處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大規模稻田遺存——施岙遺址古稻田，初步勘探總面積約90萬平方米，年代距今約6700年至4500年。“這是一個世界級的發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星燦說。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王永磊介紹說，河姆渡文化時期稻田因發掘面積較小，僅發現少量稻田、田埂、河溝遺存。良渚文化時期稻田結構清晰，發現大面積的塊狀稻田，由縱橫交錯的凸起田埂組成“井”字形結構，這種結構也恰恰與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

良渚文化時期稻田（國家文物局供圖）

　　此外，良渚文化的稻田還發現了河道、水渠和灌排水口組成的灌溉系統，“出現了比較完善的路網和灌溉系統，這種大規模稻田起源年代可能早至距今6500年以上，并一直延續發展。”王永磊說。

　　“關于農田的發現不多，以前我們對稻田植物被馴化的研究比較多，這種清楚的稻田系統的發現不多，這次發現是水稻農業在長江中下游發展的無可辯駁的證據。”陳星燦說。

　　這次考古還出土了陶釜口沿、魚鰭形鼎足、平底罐底和石刀、石錛、石犁殘片等器物，一條殘損的獨木舟被埋入田埂中。經檢測，稻田堆積中含有較多水稻小穗軸、穎殼、稻田伴生雜草等遺存，植硅體分析結果顯示，稻田堆積中水稻植硅體密度遠高于一般古代稻田的認定標準。

　　“施岙遺址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面積最大、年代最早、證據最充分的大規模稻田。此次發現表明，稻作農業是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社會發展的重要經濟支撐，進一步深化了對長江下游地區史前社會經濟發展和文明進程的認識。”王永磊說。

　　仰韶文化在甘肅

　　在這次“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發現中，中國經濟網記者注意到，有兩處甘肅的考古均與仰韶文化有關。一處是甘肅慶陽南佐遺址，一處是甘肅張家川圪垯川遺址。

　　“甘肅這兩個遺址讓我們更加理解仰韶文化的發展，也是仰韶文化在黃土高原的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說。

　　南佐遺址位于甘肅省慶陽市西峰區，是一處仰韶文化大型聚落遺址。考古調查初步判斷南佐遺址面積約600萬平方米，年代距今5200年至4600年。其中遺址核心區由9座大型夯土臺圍合，面積約30萬平方米，緊鄰夯土臺外側發現2道環壕，核心區東、南、北三面約1000米處還發現外環壕遺跡，“但目前尚不能確認為封閉的環壕。”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建業說。

　　在核心區北部發現大型建筑基址、聯排房屋等重要遺跡，其中大型建筑包括前廳、后堂，僅室內面積已達630平方米，墻壁、地面均為多層白灰面。“600多萬平方米的單間房屋，刷新了我們對仰韶文化的認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說。

大型房屋（國文物局供圖）

　　此外，考古還出土了白色堆紋陶、白衣陶、白陶、黑陶、朱砂彩繪陶、大型彩陶罐、帶塞蓋喇叭口平底彩陶瓶以及大量水稻遺存，顯示了較高的社會發展水平。專家推測這些器物可能是一些禮器，“這對了解黃河上游地區（隴東地區）社會復雜化進程很有價值。”陳星燦說。

南佐遺址出土的器物（國家文物局供圖）

　　與南佐遺址不同的是，圪垯川遺址位于甘肅省張家川回族自治縣，是一處仰韶文化史家類型聚落遺址。

　　圪垯川遺址從仰韶文化早期延續至仰韶文化晚期，年代距今6100年至5600年。其中仰韶文化早期史家類型時期的大型環壕聚落保存較完好，面積約8萬平方米，聚落外圍發現三道環壕，中心區為一處廣場，圍繞廣場呈向心狀分布三組房屋，共計100余座，每組房屋由1座大房屋（約100平方米）和數量不等的中型房屋（約20-50平方米）、小型房屋（20平方米以下）組成。“這些房屋非常完整、復雜、講究，對我們來說很震撼。”陳星燦說。

成組分布的房址 （國家文物局供圖）

　　此外，房屋間發現數座袋狀窖穴，最大一座位于中心廣場，容積約60立方米，底部保存近0.4至0.6米厚的炭化粟黍遺存。“大型儲糧窖穴及粟黍遺存的發現，對研究仰韶早期人群農業種植、農作物加工儲藏技術、人類生業經濟提供了實物資料，對探討中國北方地區粟黍作物馴化后粟黍農業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國科說。

　　遺址出土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陶器以彩陶為主，包括尖底瓶、平底缽、葫蘆瓶等，值得注意的是，還發現一件玉權杖首。

　　兩處遺址均與仰韶文化相關。其中隴東的南佐遺址是黃河流域文明起源和發展的重要實物資料，對于認識黃河中游、黃土高原尤其是隴東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地位，探索早期國家起源，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而隴西的圪垯川遺址是繼大地灣遺址之后又一重要考古發現，證實本區域與關中和中原地區一樣是仰韶文化的又一中心區域，在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新的文化？

　　北京2022年冬奧會將在張家口舉辦。而鄧槽溝梁遺址就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王剛介紹說，鄧槽溝梁遺址共發現四個階段的文化遺存。第一階段距今8000年左右，發現半地穴式房屋1座，出土的素面大口罐是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因素，方形石板灶、有肩石鏟等器物又體現出興隆洼文化的影響。第二階段距今6500年左右，發現半地穴式房屋4座、袋狀窖穴數個，出土紅頂缽、素面罐，紡輪等遺物，文化面貌與后崗一期接近。第三階段距今5100年左右，發現半地穴式房屋1座，出土缽、彩陶、刻劃陶器等遺物，文化面貌與河套地區仰韶文化晚期遺存極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第四階段，距今4200—4000年左右，發現龍山晚期石城1座，城墻寬約13米，墻芯為土石結構，由夯土板塊加固。調查發現2個保存較好的甕城，文化面貌與龍山時期河套地區石峁、后城咀等遺址十分接近。

鄧槽溝梁出土的筒形罐（國家文物局供圖）

龍山時代城址 （國家文物局供圖）

　　張家口地理位置特殊，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曾經將張家口稱為“中華文明的三岔口”，張家口地區處于我國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的過渡地帶，是東部環渤海文化和西部內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此次發現距今8000年至4000年四個階段面貌各異的文化遺存，證明該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重要區域，為探討中國北方地區多元一體進程提供了珍貴資料。

　　“這次發現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水城說。“這個地方有自己重要的文化特色，也可能是新的考古學文化區。”

　　廣東與良渚文化

　　在這次發布的“考古中國”重大發現中，巖山寨遺址引起了中國經濟網記者注意。為什么呢？因為巖山寨遺址位于廣東省英德市，是一處石峽文化聚落遺址。然而其出土的玉器可見明確來自良渚文化的影響。良渚文化的核心區在太湖，從距離上看，有上千公里之遠。他們之間有什么聯系呢？

　　記者的疑惑在專家那里得到了答案。“石峽文化發現的這些良渚文化玉器，說明兩者有過交流，而且交流的時間很長，我們應該重新考慮良渚文化在中國東南和嶺南文化的作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張弛說。

　　巖山寨遺址是嶺南地區迄今發現規模最大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遺址總面積約5萬平方米，包含居住區、墓葬區等多個功能區。居住區發現大量灰坑、柱洞，也夾雜少量墓葬，居住生活和喪葬并未完全分開。墓葬區共發掘墓葬66座，可見一次葬、二次葬和遷出葬現象，少數墓葬保存了木質葬具殘痕與人骨遺存，“這在嶺南同類遺址中極為罕見。”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鎖強說。

巖山寨高等級墓葬（國家文物局供圖）

　　隨葬陶器組合以鼎、盤、豆、壺、罐為主，磨制石器以鏃、錛為主，玉器有琮、鉞、環、玦、璧、錛、錐形器及圭形器等，以玉鉞為最大宗。墓葬形制、喪葬禮俗及隨葬器物組合都具有顯著的石峽文化特征。墓葬也表現出明顯的等級分化，高等級墓葬普遍隨葬玉器，有的隨葬品超過140件，包括5件玉鉞與2件玉環，有的同時隨葬有玉琮與玉鉞。“這也是繼石峽遺址后廣東省發現的又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高等級墓地。”劉鎖強說。

　　“良渚文化對嶺南地區有影響，也能看到嶺南地區自己文化的發展。”李新偉說。

　　這次“考古中國”重大發現雖然涉及中國的中南西北，但是他們之間都有著某種普遍聯系。展現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不同階段新石器文化起源、文明起源與發展的歷史進程，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實證。

　　不同時期稻田的發展狀況是什么樣？稻田是插秧還是播種？對張家口鄧槽溝梁遺址我們是否可以用新的文化命名？巖山寨遺址聚落狀態是什么樣？良渚文化群與中國南方文化的關系是如何發展的？作為禮器，白陶的宗教意義是什么？等等，這些問題還等待著我們去尋找，去發現。

　　正如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所言，“這次的考古發現，我很振奮，但同時責任也更大，下一步需要各個方面更加努力，推動中華文化起源、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等重大課題不斷取得新的突破。”（中國經濟網記者 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