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這之前的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建成文化強國的具體時間表，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中宣部文改辦原副主任、一級巡視員高書生認為，文化強國建設和文化數字化戰略這兩者之間是有內在聯系的，“從很大程度上講，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是服務于國家文化強國建設的一個重大舉措。“ 

　　難點 

　　《意見》明確，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把文化機構都“逼”上了互聯網，各種“云演出”“云觀展”“云旅游”層出不窮。高書生認為，面對井噴式的文化數字化消費，文化數字化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日益凸顯。“而其中首要的是不充分的問題。” 

　　首先是供給和需求不匹配。雖然互聯網上信息、內容琳瑯滿目，但體現文化自信、具有國民教育作用的內容占比并不高。 

　　其次是概念模糊。“我們現在分不清楚哪些是新業態，哪些是新體驗，哪些是新產業。概念上也很不清楚，把一些新業態、新體驗擴大化，取代了現在大量存在的一些產業形態，我覺得這是不嚴肅的，也是不可取的。”高書生說。 

　　第三是數字鴻溝的問題。誕生于互聯網時代的文化企業，基本上都是數字化的“原住民”，但對大多數傳統文化單位來說，需要跨越數字鴻溝，爭取成為“移民”。 

　　第四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生產體系和以傳統文化機構為代表的生產體系之間產生的碰撞甚至摩擦。高書生認為，這個摩擦和碰撞對發展文化生產力是極為不利的，因為兩者之間是可以優勢互補的。例如傳統媒體可以彌補新興媒體的內容把關不足，新興媒體可以彌補傳統媒體的互動性不強。 

　　“現在世界已經進入到了數字化時代，互聯網觸動的是消費，數字化撬動的是生產。發力供給側、激活文化資源、實現文化生產體系現代化，應該成為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出發點。”高書生說。 

　　支撐點 

　　《意見》明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邏輯關聯、快速鏈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點集成的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中華文化全景呈現，中華文化數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高書生認為，要實現這些目標，需要找準戰略支撐點。第一個是文化新基建；第二個是文化大數據；第三個是文化數據資產化；第四個是文化體驗場景化；最后一個是文化數據安全。 

　　新基建的概念是2018年年底提出的，“在宣傳文化領域也有新基建，就是要形成獨立于公網之外的國家文化專網，這是新基建的核心內容。專網的功能是服務文化數據資源的存儲、傳輸、交易和文化數字內容分發。專網在生產上是閉環，消費上是開環。要強調的是，閉環不等于封閉，專網和互聯網平臺是無縫銜接的。”高書生說。 

　　為什么不用互聯網？高書生表示，文化基因和生物基因一樣重要，數據安全是第一位。如果生物基因被竊取的話，可能會被人用來生產生化武器，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被盜用或者篡改的話，可能會改寫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 

　　文化大數據與其他大數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不同是文化大數據是供給側的，我們要把中華民族積淀了5000多年的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生產要素，使其成為文化創新創造的素材和源泉，這一點尤其重要。我們不是在長江口上撒網捕魚撈流量，而是要到唐古拉山開礦淘金，把中華民族積淀的文化資源這個金礦開發出來，變成生產要素。” 高書生說。 

　　高書生指出，當前有些文化企業的產業開發表層化，遠沒有深入到文化內部挖掘文化內涵。此外在表層化下又出現了許多營銷概念，例如文創、數字藏品等，沒有認真研究文化。“我覺得最大的所謂文化IP，藏于我們的民族民間文藝資源中，任何一個東西都可以做成IP。現在很多數據都已經做成了數據庫，但大量數據庫都是數據孤島，沒有聯動起來。這次《意見》就是要把這些數據孤島打通，從而實現數據的分享。” 

　　打通數據孤島，需要實現文化數據資產化。如何實現？高書生指出，這次《意見》提了兩點很重要，第一點是文化機構要把文化資源數據的采集加工挖掘與數據服務納入經常性工作中。第二是將凝結文化工作者智慧和知識的關聯數據，轉化為可溯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資產，在“數據超市”出售變現。 

　　在高書生看來，文化數據資產化的核心是要解決數據關聯問題。怎么做關聯？第一是把零散的文化資源數據關聯起來；第二是把不同領域的專題數據庫貫通；第三是把不同形態的數據（例如，圖片、文字、音頻等）關聯在一起；第四是把數據源和實體關聯起來。 

　　怎么做數據關聯？主要分三步，第一步是按照文化統計框架的六個領域分類；第二步是根據專業性的知識圖譜做編目；第三部是對數據特征進行描述標注。在數據關聯的基礎上，再通過在國家文化專網上搭建的“數據超市”來做交易。 

　　把加工出的文化數字內容，特別是文化體驗產品，投入到文化體驗場所中，高書生將之稱為“大水漫灌式促消費”。數字化的文化消費新場景，分線上和線下兩部分，線上主要是指大屏和小屏；線下根據文化體驗場所的規模大小分為三類：一類叫文化體驗園，一類叫文化體驗館，還有一類叫文化體驗廳。第一類主要是以自然景觀為主的景區；第二類主要是學校和商場。第三類包括社區、客廳等。 

　　關于文化數字安全問題，高書生認為，這是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根本問題，《意見》為文化數據安全設了三道閘門。第一道閘門是國家文化專網。專網與公網并存，這兩張網物理隔離，互相之間不能串，數據的加工、生產都是在專網上完成。只有通過“數據超市”才能拿到數據，沒有授權拿不到數據；或者委托有授權的文化產權交易所。第二道閘門是數據存儲分布式。第三道閘門是標識解析可溯源。“從數據的資源端，到交易、生產加工、產品的運營、消費、體驗，所有過程中都有記錄，實際上就實現了全周期的數據安全。” 

　　目的  

　　在高書生看來，這五個戰略支撐點連在一起就形成了文化大數據體系框架，通俗地講就是“兩側四端”。兩側是供給側和需求側；四端是資源端、生產端、消費端和云端。 

　　資源端，是指文化資源的收藏和保管的機構；生產端，是指數據采集加工生產的機構，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都可以參與到生產端；消費端，是指場景化的文化體驗場所；云端，是負責數據的存儲傳輸交易和分發。 

　　“理解文化數字化戰略和文化大數據體系建設，核心是掌握密鑰。”高書生說，密鑰包括六個方面：第一，數據是核心要素；第二，數據的關聯是核心生產力；第三，關聯數據是核心資產；第四，數據的變現是核心驅動力；第五，數據安全是核心競爭力；第六，生產端、線、網是核心環節。 

　　“實際上，整個文化數字化是文化機構的自救，可以完全實現就地取材和抱團取暖。”高書生進一步解釋道，可以依托已經建立的數據庫，形成中華文化數據庫；依托現有的有線電視網絡設施，形成國家文化專網；依托現有的文化機構和科技機構，搭建數字化文化生產線，生產文化資源數據和文化數字內容；依托文化產權交易所搭建的數據超市，進行數據交易；依托文化教育設施，形成場景化的文化體驗場所。 

　　高書生表示，文化數字化戰略的實施，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把文化人從不擅長、不熟悉、不精通的事物中解脫出來，專心做內容。“好多做技術的人到這個行業中，不了解業務流程，沒有站在文化人的角度去推動技術更新，就很難使之變成生產力。” 

　　“其實，最終目的是把整個中華文化全景呈現，讓中華文明數字化成果全民共享，隨處可見。” 高書生說。（中國經濟網記者 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