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李寅：生物質發電減排項目納入CCER

　　◆本報記者徐衛星

　　生物質發電是可再生能源乃至新能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推動能源結構綠色轉型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建設美麗鄉村的有力支撐。

　　“當前，我國生物質能源化利用主要以發電為主。生物質發電作為綠色能源結構中重要組成部分，在處置城鄉有機廢棄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促進縣域能源結構升級、推動減污降碳、振興鄉村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但是目前由于生物質發電補貼拖欠，支持政策不穩定、不到位等因素，我國生物質發電處置項目運營艱難，經濟狀況欠佳，急需通過碳市場、碳交易獲得額外收入，改善經營狀況。”

　　全國兩會期間，在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生物質能產業分會舉辦的兩會代表建言生物質能產業發展在線研討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九洲集團董事長李寅作上述發言。

　　建議優先將生物質發電減排項目納入CCER

　　“當前，生物質發電項目盈利模式過于單一，大部分項目收入主要依靠電價收入。然而，電價補貼拖欠、增量項目未能及時納入補貼名錄，導致企業融資困難。”李寅向記者表示。

　　根據調研，目前，一些生物質發電存量項目補貼拖欠時間長達3年以上，農林生物質發電行業未支付補貼總額約400億元，約有50%生物質發電項目因無法支付燃料款影響正常運行。

　　“優先將生物質發電減排項目納入CCER（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可以緩解生物質發電項目的生存壓力，緩解補貼拖欠問題。”李寅認為，電價補貼拖欠問題已經是生物質發電行業面臨的最大挑戰，尤其對民營企業。生物質發電減排項目納入CCER市場后，通過碳市場和碳交易可以獲得額外收入，可以更好地保障項目現金流，維持項目運行，也為國家有關部門解決存量發電項目補貼拖欠問題留有緩沖。

　　李寅指出，納入CCER市場對于促進行業健康發展有著重大意義。不僅能更好體現生物質能的生態能源價值和民生屬性，產業發展也將從傳統“售能”盈利模式逐步轉變為“生態價值+售能”模式。“這種模式的優點是，既能體現生態能源的‘生態價值’，同時又能使生物質能充分參與市場競爭。”他說。

　　生物質發電的減排潛力如何？

　　據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生物質能產業分會的統計，目前，我國主要生物質資源年產生量約為36.74億噸，折合標煤約8億噸。其中截至2021年，我國秸稈理論資源量約為8.65億噸，可收集資源量約為7.34億噸，可利用的林業“三剩物”總量約3.5億噸。

　　截至2021年年底，生物質發電裝機容量達到4131.9萬千瓦，相當于兩個三峽電站的裝機。其中，農林生物質發電裝機1623.3萬千瓦，可處理各類農林廢棄物超7000萬噸，替代約5439.6萬噸標煤，減排CO2達1.28億噸。

　　“當前，有機廢棄物能源化利用率不足10％。大量生物質資源棄之不用不僅造成資源浪費，反過來又嚴重污染環境，加劇溫室氣體排放。”李寅預測，到2030年，若縣域有機廢棄物能源化利用率達到40%(目前僅為10％)，可減排二氧化碳約5億噸。

　　尚缺乏減排量核算的國家標準和規范

　　“生物質發電項目納入CCER市場，一方面，需要等待市場重啟，另一方面，還暫時缺乏減排量核算的國家標準和規范。”李寅向中國環境報記者表示，我國生物質發電項目此前通過CDM項目參加碳市場，并且以對應的項目方法學作為參考。但是隨著市場變化，原有的基準線、場景發生變化或者存在不適合的情況，為此需要著力推動建立生物質發電減排核算的國家標準體系，為生物質發電項目進入CCER提供依據和支撐。

　　據他介紹，生物質發電項目的減排方法學比較復雜，如監測、報告、核查等。同時，項目類型也分布較廣，需要考慮多種因素，如生物質資源來源、類型、數量、運輸方式等。

　　“對這種多場景、多種類的數據進行統計比較困難。為此，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適應生物質發電的數據監測統計體系。”李寅介紹。

　　“根據CDM碳減排方法學測算，生物質發電一臺3萬千瓦機組年二氧化碳減排量約30萬噸。”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副秘書長、生物質能產業分會秘書長張大勇表示，正在聯合相關院所和機構，組織編制生物質發電及熱電聯產減排核算國家技術規范和標準，盡快在技術層面打通生物質發電產業進入CCER的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