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韓丹東

　　1月9日，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網絡短視頻平臺管理規范》和《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對短視頻內容、技術等方面作出詳細要求。

　　對此，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法律系副主任鄭寧說：“2017年，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就通過了《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成為這兩個文件的依據。”

　　“‘互聯網+’給國家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給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對于短視頻的管理，規范治理的方法十分重要。單純依靠政府管理部門，會出現‘不好管、管不好、管不到位’的情況，這就需要‘軟法+硬法’相結合的治理理念。”陜西師范大學網絡與新媒體系主任郭棟說。

　　在郭棟看來，如果國家出臺的法律規章和制度是“硬法”，那么行業協會、自媒體平臺機構自身出臺的一些類似于行業準則、職業道德、信息傳播倫理等做法則屬于“軟法”的范疇。

　　短視頻監管對標長視頻

　　審核標準更加嚴格細化

　　《網絡短視頻平臺管理規范》規定，網絡短視頻平臺應當履行版權保護責任，未經授權不得自行剪切、改編電影、電視劇、網絡電影、網絡劇等各類廣播電視視聽作品；不得轉發UGC上傳的電影、電視劇、網絡電影、網絡劇等各類廣播電視視聽作品片段等。

　　對此，鄭寧說：“《網絡短視頻平臺管理規范》的實施，將對網絡短視頻平臺行業進行一次重新調整，短視頻平臺從人員配備、技術手段、內容規范等方面都需要進一步加強。”

　　《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中也對短視頻的內容作了進一步的規定，總共21條，包含100條小細則，其中包括網絡播放的短視頻節目中不得出現損害國家形象的內容；不得出現損害革命領袖、英雄烈士形象的內容等。

　　對此，鄭寧說：“《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的主要影響在于審核標準更加嚴格，而且更加細化。”

　　鄭寧說，此細則根據《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第十六條所列10條標準，以及《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第四章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條所列94條標準制定。這些多用于互聯網長視頻內容方面的管理，此次以長視頻內容管理規定、審核通則為基礎制定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可以看出，有關監管機構在短視頻內容管理工作上已經開始與長視頻管理審核標準對標。

　　不過，在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看來，這兩個文件是由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而協會本身沒有執法權力。

　　“這兩個文件不是行政法規，強制力不夠，而且現行的法規也有相關內容規定，只是沒有細化，但規范可以起到督促和建議的作用，可以讓人們更加重視。”劉德良說。

　　劃定更為嚴格明確紅線

　　統一標準提升可操作性

　　自2018年年初點名約談，到2018年年中“劍網2018”專項行動，再到此次《網絡短視頻平臺管理規范》和《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的發布，一年時間里，短視頻監管政策正式落地。有人認為，這兩個文件的發布很可能直接改變短視頻產業的內容現狀以及未來發展趨勢。

　　那么，這兩個文件的亮點是什么？對此，劉德良直言：“最大的亮點就是相關部門已經開始重視短視頻行業了。”

　　在鄭寧看來，亮點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要求網絡短視頻平臺建立總編輯內容管理負責制度；二是對審核員的數量和素質提出了要求；三是建立“違法違規上傳賬戶名單庫”，并實行信息共享機制；四是對短視頻版權進行規范；五是在技術管理規范中，強調應當合理設計智能推送程序，優先推薦正能量內容以及未成年人保護機制的建立。

　　“在《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中，除了對大眾都了解的紅線，比如對‘攻擊我國政治、法律制度’‘臺獨’‘損害國家形象’等作了明確規定，還對很多內容作了更為嚴格詳細的管控，同時還舉了例子，有助于統一審查標準，提升審查的可操作性。”鄭寧說。

　　加強監管規范行業秩序

　　促使平臺提供優質產品

　　近年來，國內網絡短視頻平臺大量出現，短視頻以其視聽化自我表達、群圈化分享推送、隨時隨地傳播、碎片化時間觀看等特點深受廣大青少年的喜愛。

　　“可是，由于缺乏監管，一些用戶為了吸引關注度，在平臺上發布大量‘三俗’視頻，也引起了社會輿論的抨擊。出臺《網絡短視頻平臺管理規范》的目的在于加強對網絡短視頻的監管，這對于規范行業秩序有一定積極意義。”鄭寧說。

　　鄭寧認為，通過行業協會的推動，促進短視頻平臺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弘揚主流價值觀，為社會注入正能量，抵制防范低俗有害內容傳播，對保護青少年健康成長、營造清朗網絡空間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的出臺也有其積極意義，它統一了不同地區、不同平臺的審核標準，有利于規范短視頻傳播秩序，提升短視頻內容質量，促使網絡短視頻平臺提供更多符合主流價值觀的產品。”鄭寧說。

　　“管理學上把‘組織外部環境中受組織決策和行動影響的任何相關者’稱為利益相關者。借用這一概念，短視頻治理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相關職能部門、各短視頻平臺方、短視頻內容發布者、短視頻內容消費者等。”郭棟說，這兩個文件的出臺就是把這些利益相關者全都納入到短視頻的治理過程中去。

　　郭棟說：“通過尋找利益相關者、‘軟法’和‘硬法’結合等措施，最終能實現透明、有效、公正的短視頻治理模式。”

　　不過，在劉德良看來，兩個文件更多的是起到建議作用，如果大家都遵守，對網絡環境和傳播正能量會有很大的好處。“但其畢竟不是強制規范性的文件，不能替代法律，相關部門還是應該制定一個基礎的底線，然后慢慢進行改進和提升。在法律框架下，短視頻環境自然會有很大改善。同時，懲戒和打擊力度要加強，避免出現打擦邊球的行為。”劉德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