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不久前，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從華夏文明起源到禮樂之邦傳承，從早期城市發展到多元文化交融……歷史的畫卷被考古工作者勾勒得愈發清晰。即日起，本報推出解讀“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系列報道，帶您進入考古一線，感受那些文明探源過程中的科技之力。
近日，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揭曉，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浙江仙居下湯遺址、甘肅臨洮寺洼遺址入選。這些遺址的發現，對于探尋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過程具有重要意義。
從長江上游到黃河中游，從舊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這些遺址猶如一把把鑰匙，打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時空門”。數萬年前的遠古世界，會是一幅怎樣的文明圖景？科技日報記者近日走進多地遺址，探尋其中奧秘。
填補空白的“水下寶庫”
在四川省資陽市樂至縣通旅鎮，濛溪河中上游左岸，一座因“水”重見天日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正以百萬年尺度重構人類演化史的敘事，它便是濛溪河遺址。該遺址的年代為距今8萬至6萬年。
時間追溯到2021年9月，洪水沖垮資陽市雁江區和樂至縣交界的五一水壩及附近河岸，沖刷出部分烏木、動物化石等遺物，這意外叩開了“水下寶庫”的大門，濛溪河遺址因此被發現。經國家文物局批準，考古人員于2022—2023年對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2024年開展第一次主動性發掘，并同步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
在發掘的50平方米探方中，累計出土了1.51萬件編號石器與化石標本、2100件大中型木質遺物、1.79萬份土樣（含1.27萬份浮選樣本）及6.22萬件植物種子標本。這些出土的標本和遺物等構建起了一個涵蓋石器制作、動植物資源利用等的立體化舊石器文化圖景。
“濛溪河遺址的獨特性在于其罕見的飽水埋藏環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長鄭喆軒介紹，約6萬年前的一場大洪水將遺址瞬間掩埋，使得很多傳統意義上不容易在考古中發現的、脆弱的有機質成分，例如動物遺存、植物遺存等得以保留下來。這種“自然真空”造就了國際考古界罕見的“石器—動植物遺存共存”現象。
然而，這種“幸運”也帶來挑戰：遺址特殊的埋藏環境在保留大量珍貴的有機質信息的同時，也導致遺址面臨隨時被水淹沒的風險和木質遺物保護的難題。
“文化遺存基本上都在濛溪河的一般水位以下。所以，我們首先要解決水的問題?！编崋窜幷f，近年來，濛溪河流域進行了河道治理工程，考古人員對脆弱木質遺物采取了多項保護措施。
同時，考古隊也以“治水”為突破口，通過修建木質遺物沉降池與分類工作室，為脆弱文物打造“恒濕恒溫”的微型生態艙。此外，團隊采用定期換水、化學加固等科技手段，使這些沉睡萬年的木構件保持結構穩定，盡全力構建了遺址系統性保護體系。
“濛溪河遺址新發現與多學科研究數據清晰展現了百萬年人類史關鍵節點上全新的歷史場景，填補了東亞現代人起源演化研究領域的關鍵時間、空間、人類行為及文化空白。”鄭喆軒說。
中國最早的農業聚落
在浙江省臺州市仙居縣橫溪鎮下湯村，一處高出農田1—2米的臺地靜臥于群山環抱的盆地中央，這就是下湯遺址。這片總面積約3萬平方米的遺址，文化層堆積厚達2.5米，歷經萬年風雨仍倔強地托舉著新石器時代的文明印記。
自1984年下湯村村民平地造田時偶然翻出陶片與石器起，一場考古接力便由此展開——從198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初探，到2018年正式發掘，再到2023年被納入“考古中國”長江中下游稻作農業研究課題，持續發掘至今。下湯遺址正以“中國最早農業聚落”的身份，重構人們對早期人類社會組織的認知。
“這片看似普通的土地，實則濃縮了一部新石器時代編年史?！毕聹z址發掘項目負責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仲召兵感嘆道。
截至2024年，下湯遺址累計發掘面積2250平方米，發現了壕溝、人工土臺、房址、食物加工場所、紅燒土“廣場”遺跡等，考古人員已初步復原出下湯遠古村落的結構布局。這是中國早期稻作農業社會組織結構的重大突破。
此外，在探索下湯遺址的過程中，研究人員將下湯遺址出土的6件陶片、1件紅色塊狀物和1袋土樣作為研究對象，采用拉曼光譜技術對6件陶片表面的紅色彩料及紅色塊狀物進行分析，揭開了史前陶器制作工藝的神秘面紗。
“通過陶片呈現的特征峰判定，紅色彩料的顯色礦物皆為赤鐵礦。而且，所有陶片的紅色彩料中均未檢測到有機膠結劑的拉曼峰，且不存在磁鐵礦的特征峰。這一發現對后續彩繪工藝類型的判定具有關鍵指示意義?！敝僬俦嬖V記者。
不僅如此，考古團隊正通過多種科技手段，多維度還原聚落的經濟形態與生態適應策略。例如運用碳十四測年技術、釋光技術，通過沉積前有充分曝光過程的風成、水成沉積物或者陶器測定考古遺存的絕對年代；利用植物硅酸體分析技術通過水稻等植物遺存中硅酸體的形態，判定植物的種屬乃至馴化程度；通過器物及磨盤上殘留物中淀粉粒形態鑒別植物的種屬，復原當時的植物食物結構。
仲召兵透露，下一步，研究團隊將對下湯遺址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圍繞遺址的聚落、環境、資源、技術、經濟等方面開展系統研究，重建和復原當時的社會圖景。
黃河上游的“中心城邦”
站在黃河上游的洮河岸邊，滔滔河水裹挾著千年風霜奔涌東去。這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不僅滋養了黃土高原的沃野，更在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衙下集鎮寺洼山村的土地上，哺育了一處跨越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文明坐標——寺洼遺址。
寺洼遺址西靠九龍山，面向洮河，主要分布在山前平緩坡地上，河流自南向北從其前方流過。
在寺洼遺址，考古人員發現了史前時期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溝）、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余座陶窯和數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積人工堆土的線索，時代從馬家窯類型延續到半山類型。
“寺洼遺址是目前已知少有的馬家窯文化高等級、中心性聚落?！敝袊鐣茖W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郭志委介紹。馬家窯文化距今5000年至4000年，主要分布在黃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湟水、渭河一帶，范圍涉及今天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陜西、四川等省區。
此外，在寺洼遺址發現了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溝）。具體而言，三重圍壕（溝）彼此平行，有近90度轉角，每條圍壕（溝）口部寬約9米至11米。在內壕（溝）內部，發現大量房址、陶窯以及和制陶有關的遺跡遺物，還有石器加工遺存，發掘者推測圍壕（溝）內側有重要手工業區。
在寺洼遺址出土的陶器背后，科技的“慧眼”也發現了諸多不為人知的秘密。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博士張鋆介紹，團隊初步選取10片代表性陶片進行了科技分析與研究。他們通過超景深顯微鏡的觀察，發現其中4片樣品的胎體之上疑似有玻璃質、褐綠色的釉層。
為探究該層物質的性質，團隊利用掃描電子顯微鏡—能譜聯用技術，對樣品的主要成分和微觀結構進行測試。實驗結果表明，樣品表面確有褐綠色玻璃質層狀物質，成分以Al2O3，SiO2和CaO為主，同時包含少量MgO，K2O和Fe2O3，微觀結構顯示其包含明顯的未熔礦物顆粒和圓形氣泡。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博士栗媛秋開展的測溫實驗結果顯示，該類樣品的燒成溫度已達到1100攝氏度。綜合以上證據，團隊初步判定該層物質是以鈣為主要助熔劑的瓷釉。
“以上特征將這批樣品的屬性從‘陶’指向了‘原始瓷’。這一發現，很可能將改寫我國瓷器起源歷史。”張鋆說，“這無疑為寺洼遺址增添了更為神秘的色彩，也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窺探到史前時期先民們高超的制陶技藝?！?/p>
從濛溪河的“石器—動植物遺存共存”到下湯的“農業聚落結構”，再到寺洼的“三重長方圍壕城邦”，這些遺址猶如鏈條，串聯起中華文明從舊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演進軌跡。它們不僅填補了考古空白，更以微觀視角重構了早期中國的多元一體格局，為理解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創新性提供了關鍵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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