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遺址：文明曙光照亮海岱大地

新華社濟南電（記者邵魯文 滕軍偉 袁敏）“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游敖。”《詩經·齊風》中的佳句，描繪出數千年前汶水的壯闊、浩渺。

發源于泰萊山區、西注黃河的大汶河，是黃河下游最大的支流。六十多年前，一個遠古的“秘密”被發現于汶水之畔的沉沉土層，顯示出六千余年前大汶口文化的文明曙光曾照亮海岱大地。

多年來，依托豐厚遺存，山東泰安市持續推進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今年6月，大汶口考古遺址公園成功入選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五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大汶口文化再度走進人們視線。

泥沙之下，器物紛呈，穿越六千年的歷史煙塵，這里依然閃耀著先民智慧與文明進步的燦爛光輝。

曙光初現

泰山腳下，大汶河兩岸的田野間，考古工作者們正細致地清理遺跡上的土壤。這些遺跡來自約6100年至46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

現場考古隊員介紹，自去年開展新一輪發掘工作后，新發現5座大汶口文化時期房址。今年，考古隊正持續發掘新的區域。

記者看到，現場已清理出部分新遺跡。陽光下，新揭露的房址柱洞清晰可見，泥土中散落著陶器殘片。考古隊員手持專業工具細致工作，測量、記錄、采樣有序進行。

大汶口文化的發現始于1959年的一次“意外”。當年津浦鐵路復線施工時，泰安寧陽工地挖出陶器碎片等文物，考古人員隨即展開搶救性發掘。

在大汶河南岸堡頭村，133座史前墓葬重見天日，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象牙器等豐富器物出土，轟動學界。

“1959年首次發掘后，1974年、1978年又對大汶河北岸進行了兩次發掘。”泰安大汶口文化保護傳承中心主任張保衛說，“三次發掘證明遺址涵蓋大汶口文化早中晚各階段。”后續工作中，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更發現了分布密集、規劃清晰的早期房址，對理解該文化早期社會至關重要。

棉簽輕拭，陶片上的泥土剝離，精美圖案重煥光彩——走進大汶口，文物修復師俯身于工作臺前，全神貫注地對文物進行修復。

“去年出土的八角星紋彩陶豆以紅褐陶衣為底，六組白彩八角星紋環繞器身。其紋飾構思與彩繪技藝，標志著大汶口文化彩陶藝術的巔峰。”考古工作站考古技工劉相民說，自今年2月開始，考古工作人員又修復了100余件器物，其中包括陶豆、觚形杯、鼎、三足缽等。

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文物不斷出土，這片古老土地的故事也更加清晰。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欒豐實說，大汶口文化的發現，打破了之前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僅有仰韶、龍山兩支考古學文化的認識，把海岱地區史前文化的歷史發展軸線向前推進2000多年，為中華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可信史源。

禮出東方

今年6月，山東廣饒傅家遺址吸引了全球考古界的目光——國際學術期刊《自然》刊發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大學的最新研究成果，證實該遺址存在距今4750年前由兩個母系氏族構成的社會形態。

傅家遺址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距今約4750年至4500年。這項成果在世界范圍內首次確證存在史前母系社會組織，首次以分子遺傳學證據實證了我國新石器時代母系社會的具體結構，刷新了母系社會最早僅可追溯至歐洲鐵器時代的遺傳學線索溯源時間。

人類早期社會從平等走向分化、由簡單趨于復雜的過程，在墓葬制度變遷中清晰體現。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認為，距今5000年前后，泰安大汶口、章丘焦家、滕州崗上等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和貴族墓地的出現，是山東地區文明化進程的關鍵節點。

2016年起，山東大學發掘焦家遺址，其大汶口中晚期墓葬引人矚目：400多座墓中，70%使用葬具，包括百余座單棺墓、二十余座一棺一槨墓及兩座罕見的一棺兩槨大墓。這在全國同時期的墓地中極為少見。

考古學家認為，遺址墓葬呈現出較大的貧富差距，表明這一時期逐漸形成明顯的社會分化和等級差別。

大汶口遺址博物館內，一座長4.2米、寬3.2米的大汶口遺址M10復原墓葬昭示著墓主的昔日榮光。這位50-55歲的女性，雙手握獐牙，頭戴77個單件組成的3串石質裝飾品，隨葬玉鏟、臂環、指環及大量陶器——僅陶瓶就達38件。

《左傳》載：“器以藏禮。”繁體字“禮”的右半邊“豊”即為行禮之器。在大汶口時期，精美的陶器與玉器逐漸從日常生活用具，轉變為彰顯身份地位的禮器。

禮出東方，禮制是中華早期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也是夏商周三代文明乃至整個中華文明的傳統要素。

張保衛介紹，大汶口地區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成就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附近地區，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其影響范圍拓展到山東全境、江蘇和安徽北部以及河南東部等廣大地區，覆蓋面積超過20萬平方公里。

守護共生

前段時間，由中國殘聯策劃組織、北京市殘聯承辦的“美麗工坊 綻放紐約”中國殘疾婦女文創作品集亮相聯合國總部。在展出的200余件作品中，大汶口花邊技藝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唐斌杰設計的花邊傘和花邊扇入選。

“這些花邊傘上使用了旋渦紋的小餅狀連接網扣，以及花瓣紋作為傘的周邊基礎紋樣，這些是我從大汶口陶器的紋飾中找到的靈感。”唐斌杰說。

唐斌杰把大汶口陶罐上的幾何紋、花邊紋、網紋、三角紋、八角星紋等融入作品中，設計生產工藝傘、扇、桌布、服裝材料等，產品銷往歐洲多個國家，去年銷售額達800多萬元，為500余人提供了就業崗位。

“6000年前先民的美術水平奠定了我們的審美基礎。作為土生土長的大汶口人，我希望通過這種形式來宣傳我們的大汶口文化。”唐斌杰說。

大汶口鎮衛駕莊村的王延華多年來也致力于宣傳大汶口文化。他通過開設新媒體賬號再現古陶生產場景，把研究心得、體會及觀點制作成短視頻對外傳播，吸引了大量網民關注。作為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藝的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他復制過30多種大汶口陶器。“這些紋飾體現了先民對自然的敬仰，這些土陶不僅是生活用具，更是承載歷史記憶與文化基因的藝術瑰寶。”他說。

一代代民間藝人出于對家鄉的熱愛和對藝術的追求，讓大汶口文化不斷煥發生機活力。他們和大汶口遺址考古人一樣，不斷延伸著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

從1959年鐵路旁的驚鴻一瞥，到2024年環壕遺跡的科技探尋，幾代考古人執手鏟為筆、以大地為卷，在大汶河畔書寫了六十五載的文明解碼篇章。

為讓大汶口文化能夠被更多人知曉，大汶口考古遺址公園依托遺址而建，立足“海岱文明高地，中華禮制源頭”定位，集遺址保護、考古研究、展示宣傳、生態涵養為一體，建設面向世界展示大汶口文化的窗口，總面積達180公頃。

自2023年2月14日開館以來，公園內的大汶口遺址博物館已接待游客近23萬人次，其中研學游客約2.6萬人次。

張保衛感慨：“當大汶口先民在東方大地構筑城邑之時，中華文明的曙光正從八方升起。這些同期綻放的文明之花，通過玉器傳播、禮制互鑒、技術交融，在華夏大地上織就最早的文明網絡。”

今日對遺址的整體性保護，不僅留存著各區域文明的特質基因，更在考古地層中解讀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原始密碼，讓今人得以聆聽史前中國波瀾壯闊的文明交響。